近日，一篇名為“湖北鐘祥：村民向排污企業索賠，卻因敲詐勒索被刑拘”的報道引起關注。此案的辯護律師曾祥斌表示：“如果這都算敲詐勒索構成犯罪的話，以后誰還敢環保維權？”曾祥斌還在辯護詞中寫道：村民通過法律手段維權是法律所倡導的，訴訟、上訪、舉報、私下調解，都是當事人可以選擇的手段，這些環保維權，從過程到結果，都不應該被扣以敲詐勒索的帽子。??

　　一位長期從事法制報道的新聞界人士表示，在他經手的大量報道中，除將合理索賠以敲詐勒索定罪外，還有兩項罪名也常常被用來打擊報復舉報人，一項是將正常上訪定為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另一項是將合同糾紛定為合同詐騙罪。

　　現實中所謂上訪，往往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反映問題、提出建議和檢舉揭發等，二是維權。反映問題與維權其實有很大區別，前者是公民行使自己的監督和建議權，后者則是一種權益自保。嚴格講，如果有一套高效公正的司法系統，維權糾紛都能通過司法途徑很好地解決，靠上訪維權之所以存在，說明現實中的糾紛解決機制還存在諸多問題。

　　上訪維權案件的主體往往都是底層民眾。一方面他們存在法律意識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們在維權博弈中力量確實很單薄，手段很有限。被侵害后往往很難得到伸張和補償，所以上訪維權不少情況下都是不得已而為之。根據人之常情，一個可能蒙受了冤屈和不公待遇的人，在維護權益中有些激動也是正常的，只要在法律允許范圍內，對他們的言行應盡量寬容。對運用法律手段者，則應慎用強制措施，更應慎用刑事手段。

　　但遺憾的是，在一些地方，對一些維權人員，還存在濫用刑事手段的案例。有專家在分析原因時也表示，公檢法三機關都由地方管，造成了司法地方化，這種“集權”，使得避免借司法途徑打擊報復舉報人存在困難。

　　對這種地方化濫用刑事手段打擊維權者和舉報人的現象，從法律技術層面去求解和爭論，比如如何區分罪與非罪，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等等，意義其實并不大，因為法律規定得非常明確，關鍵在執行者是否依法辦事。所以，要從根子上解決問題，還是要把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