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可持續的改革動力機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人們對改革的熱情又開始高漲，各種版本的方案也應時而生，而猜測哪些方案是真正代表的中央意圖，則成了時髦的“智力游戲”。

　　人們希望在一些事關改革的深水區議題或敏感議題上出現“突破”，是因為對某些領域的改革長期裹足不前的失望。然而，這種對于頂層設計的熱盼，可能一方面會使人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美好的藍圖并非第一次被寫就；另一方面則會令人們輕忽構建改革可持續動力機制的扎實努力。

　　近年來的事實表明，我們所缺的并不是方案，而是方案的針對性和可行性，以及使方案落地的上下合力。

　　有些方案對目標的描述過于寬泛，屢屢畫出美好的彼岸，卻沒有指出過河的路徑。有些則充斥謂語和賓語，而主語付之闕如。比如人們經常念茲在茲的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就涉及主語缺失的問題：誰來厘清？政府主動厘清與市場的關系嗎？市場主動厘清與政府的關系嗎？上級政府替下級政府厘清嗎？

　　歷史經驗表明，相對于大而無當拿目標當手段的方案，凡是主語比較明確的改革，一般進行得都比較順遂，比如改革開放初期的放權讓利，主語是中央，決心一定，一令風行。

　　有些方案有明確的主語，但問題在于如若主語不作為，或者亂作為，人們有什么反制的手段。比如涉及向民營經濟開放投資領域的非公經濟新老36條，主語很明確，就是相關部委辦，然而相關配套細則一直遷延難產，各方也束手無策。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吁求的“壯士斷腕”，則遭遇不少阻力，各“壯士”縮手亦不愿為，遑論“斷腕”。

　　而有的改革涉及面較廣，比如土地制度變革，牽涉的利益主體較多，一時找不到或不宜找到明確的主語，不妨預留一定的空間，讓未來的主語能夠成長。有時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而不限制人們做什么也同樣重要。

　　眼下人們對改革號令的期待，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人們思維的惰性，也更折射出面對改革停滯時人們的無能為力，其深層次的原因是改革內生驅動力的不足。也因此，即便三中全會號令一出，也不意味著相關領域的改革就瓜熟蒂落。

　　歸根結底，比推出改革方案更重要的是改革動力機制。歷史上成功的改革模式值得我們再次翻檢并借鑒。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比較成功的改革，有小崗村式農民自發承包土地和回城知青自發當個體戶等自下而上，由群眾發揮自己首創精神而后經高層加以事后確認的模式；也有自上而下由頂層設計和發動，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推進的國企改革和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模式。

　　對比這兩種路徑，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可能既有自下而上自發性和自上而下主動性不足的主觀層面的問題，也有為下者“敦促”相關部門推進改革的手段匱乏和為上者利用群眾熱情借勢推進改革的能力不足的客觀層面的問題。

　　當然，有論者認為無論是小崗村模式還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模式，都有著濃厚的危機倒逼的色彩，因此得出結論認為當前改革動力不足是因為承平日久，各方危機意識不足。也有論者認為改革已超越帕累托改進階段，很難形成共識，更難形成合力。

　　把改革動力過多歸結于危機倒逼，或多或少失之偏頗，而且以危機狀態倒逼改革終究不是可復制、不可持續的推動模式。我們需要研究的更多是如何在改革已告別普惠模式的常態下構建可持續的改革動力機制。

　　這無疑是一個系統工程，其中包括如何有效凝聚社會各階層關于改革的主流共識，如何形成朝野上下的改革合力，如何形成有效的試錯和糾偏機制，如何建立對不改革者的問責機制，如何在后帕累托改進階段，讓各利益相關方公平公開良性博弈，進而持續推進改革，等等。

　　如果不糾結于到底哪些版本曾“上達天聽”的政治八卦情結，此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各種版本的改革方案借各種平臺的推出，是個令人耳目一新且歡欣鼓舞的政壇新現象。這一方面表明中央廣開言路、兼聽則明的決心，另一方面折射出我們匯聚民意、形成共識的平臺日漸完善，渠道日趨暢通。

　　有了集思廣益、匯聚民意的平臺和保障人們參政議政的渠道，接下來要著力解決的是如何讓頂層設計與草根自發形成合力。這既需要給地方政府和社會的首創性留出足夠的空間和彈性，又需要一俟時機成熟，頂層應有排除阻力、銳意革新的決心和能力。

　　而壯大市場主體和民間社會，使之能夠長纓在手，縛住“壯士”之腕，則不啻為頂層減負，是對改革最雄厚也最可依恃的助力，如此方可形成可持續的內生驅動的改革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