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隨著北京“逛廟會”人數的增多，景區的不文明行為也隨之增多。據媒體報道，禁煙區抽煙、踐踏草坪、隨地扔垃圾、在公共場合打架、讓孩子隨地大小便等不時在多個廟會出現。

　　應該說，公眾對這些不文明現象并不陌生，同樣的細節、同樣的情景，經常跨時空出現在不同的節日與景區。

　　就像是在做一道填空題，從時間維度看，答案可能是春節，也可能是五一、十一等節假日。從空間維度看，答案既可能是北京的廟會，還可能是北京的故宮、長城，抑或湖南的張家界，埃及的金字塔。

　　問題在于，這些公共行為的不文明現象，屢屢被曝光，屢屢被圍觀，卻又屢屢“上頭條”。并且每次討論都無疾而終，究竟是藥方不對，還是無藥可解？

　　按照常規思路，出現種種不文明現象，制度層面一般會有所動作。

　　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首部《旅游法》第十三條規定：“旅游者在旅游活動中應當遵守社會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遵守旅游文明行為規范。”數月過去，這些不文明現象似乎證明《旅游法》無法解決這一頑疾。

　　2014年1月1日起，《北京市公園條例》正式實施，頤和園、天壇等11家北京市市屬公園時隔8年后恢復執法權。正式施行處罰要在三個月“緩沖期”后。但據執法人員介紹，“主要處罰對象是野釣、野泳等行為。”換句話說，“條例”似乎同樣無法與那些不文明的公共行為對接。

　　就是說，制度層面的“動作”基本宣告乏力。輿論也常呼吁法律的歸法律，道德歸道德，大多數不文明行為屬于道德素質范疇，法律自然無法直接管制，那么，如何通過道德的力量來改變，又成為新的問題。

　　當然，有人說要通過學校教育，從娃娃抓起，也有人說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行為規范，但是，這些幾乎都被多次提及，仍無法阻止“中國式××”的我行我素。

　　所以，“廟會”也是公共行為的“文明鏡”。對個人來說，自然是“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多用文明的尺子來打量自身行為，對于公共場所的管理者來說，也要照照存在哪些不足，適時改善公共服務環境，比單純抱怨或處罰更為重要。

　　比如，報道說，一些孩子在廁所不遠的草坪上大小便，原因在于“公園里的廁所雖多，但基本每個都要排隊，一些家長為了省時間”。

　　公共行為的文明，需要每一位市民與每一個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共同努力，一起營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