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記者從被害女店主吳英的親屬及代理律師處獲悉，廣西貴港醉酒民警槍擊孕婦案將于2月13日上午在貴港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涉案民警被檢察機關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與此同時，死者吳英的父母還委托律師提起了總額共計123萬余元的刑事附帶民事賠償。（2月12日《北京青年報》）

　　從起訴罪名來看，涉案民警被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這個罪名是恰當的，相信這位涉案民警也將受到法律的嚴懲。問題在于，死者吳英家屬123萬余元的賠償能否實現？

　　答案是否定的。這筆123萬余元的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包括死者吳英的死亡賠償金、被扶養人的扶養費、喪葬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吳英的丈夫蔡世勇的醫藥費、誤工費、護理費、住院補貼、伙食補貼、交通費以及精神損害撫慰金等。且不說各種費用在法院審判中可能會大大折減，而精神損害撫慰金這一項法院根本就不會計入。

　　例如，去年轟動一時的“長春殺嬰案”，孩子的家屬提出賠償喪葬費、死亡賠償金、妻子醫藥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各項損失230萬元，但實際的賠償卻是大跌眼鏡，對被告人周喜軍處罰金5萬元，判其賠償被害人家屬1.7萬余元，賠償金額少，甚至僅為罰金的1/3。這里一個關鍵問題在于，在刑事訴訟中，法院不承認精神損害撫慰金。

　　根據《侵權責任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定，侵犯生命健康權的，被侵權人有權主張精神損害賠償。但是，根據最高法院對《刑事訴訟法》的相關司法解釋，受害人卻得不到精神賠償。這意味著，如果某人出于意外誤傷了他人，受傷的公民可以得到精神賠償，而如果某人出于故意目的殺害他人，受害公民家屬反而不能得到精神賠償。無論是醫藥費還是誤工費、護理費相對于百萬賠償要求都是小數，因此，如果沒有精神賠償，總的金額就少得多，死者吳英家屬提出的賠償將來恐怕會大打扣。

　　不過，在這個案件中，死者家屬已經從當地政府處收到70萬元的賠償。從法律上講，警察只有執行公務時違法傷害了公民才能由政府賠償，而且，如果沒有精神賠償，也不可能有70萬元的賠償。但是，這個案件中涉案民警根本就不是執行公務時殺害吳英，而完全是自己的行為，從法律上講，當地政府不能為民警墊付這70萬元。當地政府作出這樣的賠償行為，完全是輿論壓力和維穩的需要。但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如果當地政府沒有墊付，作為死者家屬來說，可能得到的賠償就很少，他們損失了一條生命，又無法得到相應的賠償，可謂是雪上加霜。要么，他們就必須接受被告人的和解請求，以減輕對被告人的處罰來換取被告人家屬自愿的、更高的賠償。

　　因此，一方面，我們還是必須加強研究，對于刑事案件中的精神賠償應當提上議事日程；另一方面，國家和民間組織可以成立相應的基金會，對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其家屬賠償不夠的，予以補償，別讓被害人及其家屬不得不接受屈辱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