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輩學術名家中，錢穆先生以學問淹博、著述宏富著稱。不過，他對古代文學這一塊說得不多。因此，如今有葉龍先生將錢穆先生1955年至1956年間在香港新亞書院講“中國文學史”的課堂筆錄整理成書，公之于眾，實是一件可以慶幸的事情。錢先生是大學者，我們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學術的一個以前我們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對于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來說，更能夠得到許多有益的啟迪。

　　筆錄自有筆錄的好處。老師在課堂上講話，興到之處，常常會冒出些“奇談妙論”，見性情而有趣味。若是做文章，就算寫出來也會被刪掉。譬如錢先生說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這話簡單好懂容易記，卻又特別中肯。蓋孔子最要講的是一個“誠”，連說話太利索他都覺得可疑。“百貨公司，貨真價實”不好用作學術評價，但學生若是有悟性，從中可以體會出許多東西。而現在我們作為文本來讀，會心處，仍可聽到聲音的親切。

　　我們都知道錢先生是一位尊重儒家思想傳統的學者。儒家對文學價值的看法，是重視它的社會功用，要求文學有益于政治和世道人心，而錢先生是認同這一原則的。所以，在文學成就的評價上，他認為杜甫高于李白，陶淵明高于謝靈運，諸如此類。站在儒者的文學立場上，這樣看很自然，也沒有多少特別之處。但與此同時，令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錢先生對文學情趣的重視和敏感。

　　他說：好的文學作品必須具備純真與自然。真是指講真理、講真情。鳥鳴獸啼是自然的，雄鳥鳴聲向雌鳥求愛固然是出于求愛，但晨鳥在一無用心時鳴唱幾聲，那是最自然不過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開放，如空谷幽蘭，它不為什么，也沒有為任何特定的對象而開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為什么而行，水不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這是最純真最自然的行與流。寫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學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這些議論使人感到，錢穆先生對文學的理解，有其非常重視美感的一面。他特別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就是因為它輕快自如，毫不做作。這和魯迅一致。而且在錢先生看來，正是由于曹操文學的這一特點，他在文學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錢先生說：“落花水面皆文章，拈來皆是的文學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學親切而有味。”?

　　從歷史與社會來說文學，從文化環境說文學，從中西比較說文學，這是錢穆先生《中國文學史》眼界開闊、立論宏大的一面；從自由灑脫、輕盈空靈的個性表現說文學，從心物一體、生命與大自然相融的快樂說文學，這是錢穆先生《中國文學史》偏愛性靈、推崇趣味的一面。兩者不可偏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