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暖扎破了胳膊，扎出了血淋淋的三個字母“MDF”，她哭著說：“媽媽，那是民大附的簡稱，我為了努力學習自己刻的。”考上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這個在北京讀書7年的外地孩子，就可以在北京高考(微博)了。

中國周刊記者劉暢北京報道

崔瑩知道，她和女兒在進行一場賭博，她沒有像其他家長那樣，在升高中時，把孩子送回老家。她賭，女兒高考時，政策能夠松動。

現在，離女兒的高考，只剩下200多天，崔瑩說：“我愿意用自己一條命，換一張北京的考桌。”

最殘酷的賭注

崔瑩一度以為，自己終于賭贏了。

8月31日清晨7點，80多歲的姑姑打來電話：“快看新聞！”她手忙腳亂地打開了電視--早間新聞里，正播放著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關于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的報道。文件里強調，各地要保證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之后，在當地參加升學的權利。

一整天，她在電視上看了五遍重播。

崔瑩是黑龍江人，來京工作十年。七年前，她把女兒暖暖接到北京讀書。初三那年，孩子并沒有像其他隨遷子女一樣回到老家，而是在北京參加了中考，升入了一所北京的高中。按照當時的政策，即使讀了高中，孩子也沒有資格在北京參加高考。

“我們想等一等政策。”崔瑩說。

前不久，正在備戰高考的女兒，偷偷借同學的手機上網搜索過，低落了好一陣：“還沒出政策，我是不是沒希望了？”暖暖沒有手機，家里的網線也早就藏起來了，崔瑩不想讓女兒知道那么多。

好消息等到了，這位母親卻不敢告訴女兒。沒有最確定的消息，她怕刺激女兒。

很快，她便遭受當頭一棒。

學法律的同學讀了《意見》后，分析道：“上海、北京這樣的城市，原則上年底出臺，還要進一步摸清底數--說明這僅僅是個框架性的文件。即使到時出臺了，落實執行的時間，也是不確定的。”

9月6日下午，一位與教育部領導私下交流過的記者打來電話：“我把您的情況說了，這位領導之后非常明確地告知，（您的孩子）今年是不可能了。兩年之內都沒有機會。”

崔瑩眼前一黑，當晚一夜未眠，偷偷哭到了凌晨。

可第二天，另一個記者告訴她：“跟據可靠消息，您的孩子各項條件都符合（標準），今年的希望很大。”

“我不知道該信誰的了。”這位個子不高的46歲婦女一臉憔悴，她說自己如同“等待著赦免令的死刑犯”。

不是每個記者都同情她。9月初，北京電視臺一名記者，打斷了她的講述：“擔心不能高考，你讓孩子出國不就行了么！美國不行，就去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家啊。”她指責崔瑩不早些把孩子送回老家去。

崔瑩何嘗沒有考慮過這些情況，可總有些希望鼓勵她等下去。

2005年，暖暖還在上小學，崔瑩考下了會計師證，在北京一家企業當上了財務總監。她拿到了北京的“綠卡”--工作居住證，只有7%的在京外來人口能夠獲得的資格。

“購房，子女入學，社保，都可以享受北京市民待遇。我的孩子至少可以在北京讀完高中。”崔瑩話里透著自豪。當時辦理證件的工作人員告訴她，大概過三四年，她甚至有機會獲得北京戶口。

2009年，暖暖升高中時，報考了中央民族大學附屬中學（簡稱“民大附”）的志愿。這是北京唯一一所面向全國少數民族生源招生的高中，考入這里的孩子，可以在北京直接參加高考，而不用考慮戶籍問題。對于這個朝鮮族家庭來說，這是最理想的結果。

就在同一年，上海公布了新的戶籍政策，擁有7年的工作居住證和中級職稱，并納稅、社保7年的非滬籍人口，可以獲得上海戶口。“當時考慮一番，既然上海都放寬了，北京也快了吧。”就這樣，崔瑩決定賭一把。

“我愛北京”

如果不來北京，這場賭博不會發生。

1995年，暖暖在牡丹江出生。隨后，崔瑩的父親去世，沒有養老金和社保的母親也身患重病。崔瑩的單位正改制，效益不好，工資只有500多元。“兩個妹妹都在韓國打工，我是老大，得扛起這個家。”

2002年初，她買斷工齡，告別了小學一年級的女兒來到北京找工作。第二年春節才能回家。母女一年見一面的日子，持續了四年。四年級冬天送別時，已經長高了不少的暖暖沖進車廂，死死抱著她哭：“媽媽，帶我去北京吧！”她是被生生拽下車的。

“外面下著大雪，破舊的車廂里飄著小雪花。”崔瑩紅腫著眼睛，“站臺上孩子邊哭邊招手。”

那輛綠皮火車，時常出現在她的噩夢里。

不久，暖暖跟姥姥吵架，打開8樓的窗戶要跳樓。崔瑩隔著電話：“你現在就跳！媽媽不會怪你！”孩子哇的哭了：“黑板上全是你的影子，我想你。”

這個事情，讓崔瑩決心把女兒接到身邊。2005年8月，丈夫帶著暖暖來到了北京。暖暖終于看到了夢里的北京。

最初三口人租住在望京，但周圍沒有一所小學愿意接收暖暖。暖暖硬著頭皮學了奧數班，通過了一所小學的入學考試。

那年的10月1日，一家人到天安門看升旗儀式。5點多鐘，暖暖盯著國旗，臉激動得通紅，扯著嗓子唱國歌。回來的路上還說：“我要給老家的同學寫信，我親眼看見課本上的天安門了。”

隨后，他們在京買了房子。崔瑩希望孩子能升入小區里的一所初中。聽說特長生可以加分，暖暖參加朝陽區電子琴大賽，拿了第一名。但學校告訴她：“必須看考試成績。”

暖暖放學后要去海淀學奧數，晚上9點自己坐公交車回家。冬天的有個晚上，孩子在地鐵上睡著了，一直坐到終點，沒車了。她頂著雪往家走，12點多才到家，棉衣上都結了冰。

崔瑩很是心疼：“她怕我把她送回去，拼命學。”

欣慰的是，暖暖考上了這所初中。

入學選班干部的時候，她沒選上。崔瑩勸她，咱們跟別的孩子不一樣，還是專心學習吧。暖暖不服氣，她找到班主任，要求重新選。她在講臺上發表了競選演講，最終當上了班長。暖暖告訴媽媽，“我一定要證明，我和他們一樣。”

很快，這個愛吃北京烤鴨和炸醬面的女孩兒，融入了這座城市。

升入初三前的暑假，學校號召同學們自愿參加國慶閱兵活動的訓練。因為要備戰中考，崔瑩要求她放棄這個機會。兩人發生了爭執。

“60年大慶，這輩子就趕上一次，我不能留下遺憾。”女兒堅持說。

她成了長安街翻花背景方陣中的一員，整個假期都投入了訓練中。酷熱的中午，頂著太陽在訓練場一遍遍練習，曬得脫皮了。半夜去長安街彩排，九月底常常下著秋雨。暖暖穿著演出裙子，裹著一件比塑料袋還薄的簡易雨衣，凍得直哆嗦，生生練到天快亮。

“孩子每次回家，都沒說過一聲苦。”崔瑩回憶道。

在“我與祖國共奮進”的號召下，有近8萬名北京市大、中小學生參與了這次訓練活動，成為其中一員的暖暖，無比自豪。

這個朝鮮族女孩一度認為，自己已經是一個北京孩子了。她不止一次告訴母親：“媽媽，我愛北京。”

傷疤

整個初中，暖暖的學習成績都排在全班前五，時常會拿個第一。初三時，為了能留在北京，暖暖決定報考民大附，這樣，即使戶籍不放開，她在民大附也可以參加北京的高考。

可民大附面對全國招生，每個省只有10多個學生能考上，一直在北京學習的女兒，將和全國各地的少數民族孩子競爭這個名額。

暖暖告訴父母：“我一定要考上民大附。”之后她會補上一句：“您千萬別把我送回去。”

她拼命地學習，還報了新東方的中考補習班，據說這里“往往可以將中考成績提高一兩百分”。這一年，教育花銷有3萬多，占了家庭支出的一半，一家三口再沒去過商場買新衣服。

“孩子在北京學習了這么多年，不這樣，怎么能考過那些從小接受應試教育的外地孩子？”崔瑩描述著當時的想法。

暖暖每天晚上除了完成學校里的作業，還要將補課班的語文、英語、數學等作業寫完。每天晚上九點多到家后，要繼續熬到一兩點鐘。她開始不停地喝咖啡，晚上喝，白天去學校同樣帶上三四袋兒。有時候，早晨醒來的崔瑩會發現，孩子趴在書桌上睡著了。

不久之后，這個壓抑的家庭在沉默中爆發了。

中考前夕，因為嫌父母嘮叨學習問題，暖暖少有地任性了一次，把自己鎖在了屋子里。丈夫的倔脾氣上來了，一腳踹開了門。“結果，孩子離家出走了。”崔瑩閉上了眼睛。

夫妻倆冒著大雨找了兩個小時。半夜的時候，才在另一個單元漆黑的樓道里，發現了窩在角落里的女兒--她光著的腳丫上沾滿泥巴，渾身濕透了，抱著膝蓋抽泣著。

“我們真的不該給她這么大壓力。”說到這兒，她搖了搖頭。

沒過多久，父女倆又吵起來了。父親發現暖暖的小臂上紅腫地刻上了一行字母“MDF”，以為孩子早戀，刻的是男孩的名字，父親劈頭蓋臉責罵暖暖。

崔瑩勸開了丈夫，坐在女兒身邊詢問：“無論什么情況，媽媽都不怪你。”女兒哇的一聲哭了：“媽媽，那是民大附的簡稱，我為了努力學習自己刻的。”

崔瑩至今記著那傷口的模樣：孩子肉呼呼的手臂上，扎著密麻麻的點狀傷口，青一塊紅一塊。傷口很深，有些地方還沒結成痂。

“我都不敢問她是用什么扎的，扎在了我的心上啊。”崔瑩嚎啕大哭，“孩子是我的一塊肉，當時才14歲啊，她得多疼啊！”

暖暖最終沒有考上民大附。她升入了自己初中所直屬的高中，成績排全班第六。

得知錄取結果的晚上，暖暖凌晨三點哭著搖醒了崔瑩：“媽媽，您花了那么多錢，操了那么多心，我怎么連普通孩子都不如呢？”

母女倆抱頭痛哭。

初中時，班里的同學還有幾個外地孩子，現在，暖暖成了全班唯一一個“外地生”。那些外地同學，要么中考前回到了老家準備考試，重新適應當地的教育環境，要么被有條件的家長安排到某些高中的國際班，等待高中畢業后直接出國。

這兩個選擇是崔瑩不愿接受的：“出國，那么小的女孩我怎么放心，再說，全程花費一兩百萬，哪里掏得起；回去，這些年從來沒回過黑龍江，她會瘋掉的。”

她們只能選擇繼續等待。

經歷一連串的挫折后，暖暖的成績從高一開始一路下滑。到了期末的時候，排到了全班30多名。沒了方向的她，越發消極了。

而她手臂上的傷，早就結成了觸目驚心的疤。

救救孩子

經過調整，女兒的成績有了起色。

崔瑩不是沒想過不賭了，今年3月份，她把暖暖送到老家，參加了當地學校的一次統考，可北京的教育和牡丹江完全不對接，暖暖成績排名墊底。校方以影響升學率為由，拒絕接受暖暖。

回到北京，暖暖在3個月后的期末考試中，考進了前10名。老師根據這次考試，給同學們排座位，前10名能坐到前兩排，可暖暖仍然坐在原來的位置。

暖暖去問詢老師，老師當著所有人的面回答：“你是要回老家高考的，先照顧一下大家吧。”

晚上回家，情緒失控的女孩哭喊著，將桌子上的書本和文具都狠命地砸在了地上。

當晚11點，崔瑩在網上發了一條微博：救救孩子吧！孩子放學回來到現在一直在哭、在喊！因為我們2013年參加高考，一直在等待異地高考政策，可是在哪里報名？蒼天救救我的孩子！

隨后，那些評論“活埋了”她。

“您孩子幾點放學的，一直哭到大半夜，沒背過氣兒去啊。”

“麻利兒回老家！該干嘛干嘛去，別把您家孩子毀了。”

“即使放開，北京也是最后，門檻最高，哪有你等的份呀。”

“這樣的家長和大月份引產有何區別？懷孕之前就知道不符合規定，硬是堅持，等快生了，男孩就交罰款，女孩就引產騙取同情，還聲討人權。”

“如果為全國的孩子爭取高考統一試卷，我支持。可是你們卻想去爭取北京、上海這些本身就是不平等高考政策的優惠名額，對其他孩子是不公平。”

“這些高考移民利益集團多么可惡！”

在1600多條回復里，這樣的話語占了近六成。崔瑩一條也沒回復，一位網友評價：“這當媽的，心理素質過硬。”

“攻擊、侮辱都不怕。”她說，“但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扛到明年的高考。”

兩年前，她因為內分泌紊亂，動過子宮手術。2012年5月份，因腹部持續不適，連續大出血，做了病理取樣手術。大夫告訴她：已經病變，是癌癥前期癥狀，建議盡早切除子宮。她怕影響女兒，瞞著病情，一直拖著。因為吃藥，46歲的崔瑩，臉龐總是浮腫著。

暖暖也越來越逆反了。

有一天，暑期補習班的老師打來電話，孩子沒去上課。面對質問，暖暖扭頭就要走。壓抑已久的崔瑩，把病情哭著告訴了女兒。暖暖跪下了，“我再也不犯錯誤了，媽媽你趕緊去醫院吧。”

一邊往醫院跑，一邊還要往教育部跑，崔瑩曾經問過教育部門，像暖暖這樣在北京上高中的外地孩子有多少，沒人回答她。有研究這個問題的律師說，在北京，上高三的外地學生有4000多人，因為對政策松動越來越絕望，高一高二的人數低于這個數字。很多家長抱團取暖，這幾年，崔瑩在網上、生活中，或多或少接觸過不下2000個和她一樣憂心忡忡的父母，有十五六個家長和她一樣，孩子已經上了高三。2011年11月17日，崔瑩就作為家長代表之一，向教育部學生處處長反映異地子女高考的問題。

“今年孩子讀高二的家長，一旦有了政策，我們會通知您。”這位領導回答道，“今年高三的，肯定沒希望了。”一位家長聽罷，直接癱在了地上，被攙了出去。

2012年8月底，《關于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出臺。隨后，一位教育部領導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家長們符不符合標準，要看“這個城市發展需不需要這個行業，需不需要這個群體”。

這并不是崔瑩想看到的最終結果。

雖然高考還有200多天，可12月初就要填寫高考志愿了，留給暖暖的，只有60天了。黑龍江老家當地的會考已經結束--這意味著，即使暖暖回去，肯定拿不到當地高中的畢業證。

如果這60天沒有任何轉機，只有休學一年--等待北京的新政策出臺。崔瑩托朋友打聽，休學證明必須因為身體因素，或成績極差面臨留級才能申請。不符合條件，沒有醫生敢開證明。

“退一萬步講，我們等一年。”這位母親狠狠揪著頭發，“如果，明年政策還是沒出臺呢？”她不敢想。

這些糾結的事情，崔瑩沒敢跟女兒詳細談。8月底的摸底考試，暖暖拿了全班第一名，情緒剛剛穩定下來--“她再受不了任何刺激了”。

暖暖17歲了，她剪掉了多年的長發--因為學習緊張，打理頭發要花上不少時間。以前遇到不高興的事情，她會把自己關在浴室里，將水龍頭開到最大，戴著耳機在里面大聲唱歌。今年開學以來，她沒再唱過一句，只有拼命地學習。

前些天，她和母親躺在床上聊到了凌晨3點多：我要找個好工作，努力賺錢，在北京市中心和香港分別給您買棟別墅……聽到這兒，崔瑩撩開她的小齊簾，親了親她的腦門。

暖暖半開玩笑地問崔瑩：“是不是我嫁給一個北京男孩，以后我的孩子，就可以在北京參加高考了？”

（文中崔瑩為化名）

(亞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