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將向多名企業高管發房補 富豪公務員亦在列

　　海口網10月28日消息　深圳將向包括擁有資產293億元的騰訊CEO馬化騰在內的多名企業高管發放購房補貼或貼息。消息一出在網上引發熱議，多數網友認為擁有大量財富的階層不應該享受政府住房補貼，也有網友質疑深圳市的住房補貼制度。

　　已發人才房補3244萬元

　　據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近日發布的住房補貼擬發放人員名單，該市第三季度將向684人發放住房補貼。據了解，深圳市國土資源和房產管理局2009年6月正式啟動向高層次專業人才發放住房補貼的工作。

　　深圳市相關文件規定，高層次專業人才分為4類，可選擇的補貼方式共有購房補貼、租住人才公寓、購房貼息、租房補貼等。

　　據媒體報道，截至今年5月底，深圳共認定高層次專業人才1457名，包括國家級領軍人才80名，地方級領軍人才748名，后備級人才629名。截至目前，共為高層次人才發放住房補貼296人次，計3244萬元。

　　華為167人獲房補

　　騰訊、華為、TCL等知名企業的高管均在住房補貼名單中，其中包括騰訊首席執行官馬化騰、金蝶軟件董事長徐少春，作為“地方級領軍人才”，被允許領取住房補貼。根據文件，馬化騰可每月獲得3100元的購房貼息。

　　除馬化騰和徐少春外，華為副總裁蔣作謙、中興通訊副總裁趙先明等公司老總和高管也名列領取住房補貼的公示名單中。

　　名單中，地方領軍人才和高層次人才主要集中在騰訊、華為、中興、TCL等高科技行業，其中騰訊有15名高層次專業人才獲得住房補貼，華為公司有167名高層次專業人才獲得住房補貼，是這次的“大戶”。

　　此外，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深圳大學、深圳市計量質量檢測研究院等多名國家工作人員也在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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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化騰資產293億元

　　在最新的胡潤財富排名榜中，馬化騰以293億元資產名列第二。該事件引起網友的熱議，有網友認為已經擁有財富的馬化騰等公司高管不應該領取住房貼息，也有網友指出該補貼的政策有問題。

　　騰訊公司昨日回應稱，“我們尊重深圳特區的人才政策，有關細節將進一步了解。”金蝶軟件相關負責人則表示，不方便回應。

　　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辦公室昨日透露，該局已注意此事，將在近日作出回應。

　　鏈接

　　各地“房補攬才”政策一覽

　　廣東計劃成立高層次人才獎勵基金,對進入人才庫的人才進行多種形式的住房補助,并要求各市建設相應的小區或購買商品房,解決高層次人才的住房問題。

　　河北在環首都縣市規劃建設高層次人才創業園(規模不低于5平方公里)，每個地方建設一個以公共租賃住房為主體的“人才家園”，為高層次人才提供住房。

　　福州 在城區范圍內工作的高層次人才和青年專業人才，其本人及配偶在福州市五城區無私有住房的，可申購人才限價房。

　　廈門出臺規定，符合條件的人才在廈門購買居住用的商品房，可享受購房補貼，首期發放購房補貼的金額為總額的25％，余額在5年內按月平均發放。

　　背景

　　房補政策出臺時曾遭質疑

　　根據深圳市2008年推出引進高端人才的系列政策，深圳市國土資源和房產管理局2009年6月29日正式啟動向高層次專業人才發放住房補貼的工作。符合規定條件的高層次專業人才可在深圳市國土房產局辦理指定手續。

　　此文件發布后也曾遭到質疑，有網友認為，既然是人才，收入肯定比普通百姓要高得多。

　　今年5月，深圳出臺了《高層次專業人才認定辦法細則》，其中規定，個人要提出認定申請，經審核后，要在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網站進行公示。并規定高層次專業人才的任期為五年。

　　據了解，深圳2008年推出引進高端人才的系列政策時，也曾因高層次專業人才子女入學優惠引起質疑。因其中規定部分高級人才子女可任意選學校，不少市民認為此舉會讓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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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論

　　財政資源分配應避免“濟富劫窮”

　　10月27日，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官網公示了深圳市高層次專業人才第三季度住房補貼擬發放名單。在這份684人的補貼名單中，騰訊公司CEO馬化騰、金蝶軟件董事長徐少春，及華為、中興、騰訊等公司多名高管赫然在列。

　　姑且不論這份名單中有多少人是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職工，人員分布結構是否合理，單看馬化騰其人，似乎并沒有領取住房補貼迫切的需要———日前公布的《2010胡潤IT富豪榜》顯示，馬化騰位列第二，總資產達293億元———對于身家幾百億的富豪發放住房補貼，似乎難以逃脫濟富劫窮，濫用財政資源的嫌疑。

　　一般來說，應當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財政分配的基本目標，但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須強調公平和效率。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使得政府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強大的財政資源，但是在資源的分配上，一些地方的做法卻往往有失公允。

　　政府預決算執行報告透露了納稅人的錢花到了哪里，從其投入結構來看，由于對投資拉動的依賴較高，大部分資源投入了大型建設項目，直接用于增加公共服務相對較少。不可否認，任何國家的財政資源分配都是一個政治過程，支出結構的調整涉及各個利益團體。近年來，部分民生工程，比如住房保障體系建設，已經成為財政投入的重點項目，已經顯示出財政支出結構在向提高民眾福利的方向傾斜。但投入是一個問題，分配則是另一個問題，分配結構的合理與否，關系普通民眾能否真正享受到政府轉移支付帶來的福利改善。

　　以住房保障體系為例，屢屢傳出諸如開寶馬住保障房、戴名表申請廉租房，官員、私企老板申請保障房等丑聞。在一些案例中，這種帶有明顯二次分配特征的政府轉移支付性質的福利補貼，已經成為了向部分特定人群輸送社會財富的主要渠道。這反映出中國財政資源分配結構存在不合理問題。

　　目前中國的財政資源分配問題，既有政府過分參與、承擔了本應由市場承擔部分的“越位”情況，亦有因資源分配不合理造成政府未能完全承擔本職事務的“缺位”現象。尤其是由計劃經濟時代形成、并大體上延續至今的財政補貼制度，在一些時候反而成為對收入分配的逆向調節。

　　在制度較為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財政資源的使用具有較高的民主性。這些國家在長期財政資源使用的實踐中，以較高的法治化水平，形成了透明度高、責任劃分明確、績效評價科學的財政資源使用制度；完善的管理機制，特別是權力制衡機制，依法確定了各級政府及其各職能部門之間的責權利關系。正是在完善的制度和監督之下，那些市場發達國家運用財政資源時小心翼翼。

　　回到本文開頭的對高層次專業人才的補貼上來，為了鼓勵創新、留住高層次人才，政府對此進行一定的扶持或獎勵原本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動用全社會各個部門的力量給予優惠措施，難免會演變為一種荒唐現象。以蘋果創始人喬布斯為例，盡管在市場中獲得巨大成功，但沒聽說美國政府獎勵其一套住房的消息，喬布斯本人僅在1985年獲得由里根總統頒發的一枚國家級技術勛章。

　　因此，尤其是當公共資源在分配時向精英方向傾斜，這種現象更值得警惕———這種政府的轉移性支付，是按照身份分配的，而不是按照真正的需要分配的，這將導致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畢竟，如果把有限的資源用于更低收入階層，才能夠更大幅度地提高其社會福利，有助于更大程度地實現全社會的“帕累托”改進。（王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