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故宮里的稀世珍寶[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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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翠玉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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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譽為臺北故宮鎮(zhèn)館之寶的“翠玉白菜”原陳列于清末光緒瑾妃所住的北京永和宮，是清代匠人巧妙地運用一塊一半灰白、一半翠綠的灰玉雕成，把綠色的部位雕成菜葉，白色的雕成菜幫，上面還攀爬兩只紅色的“蟈蟈兒”。在當時，白菜象征家世清白，“蟈蟈兒”則有子孫綿延之意，是件別有含意的嫁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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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傳，瑾妃和珍妃是姐妹倆，她們同時被選為光緒皇帝的妃子，其父為姐妹倆各準備了豐厚的嫁妝，瑾妃愛財就給她許多金銀財寶，妹妹珍妃不愛財，陪嫁的箱子里面全是書，其父就把這件翠玉白菜作為補償給了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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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瑾妃發(fā)現嫁妝中沒有“翠玉白菜”就大吵大鬧起來，看到姐姐吵鬧，本來就不愛財的珍妃于是乎就把這件寶貝給了姐姐。珍妃如此知書達理，難怪深得光緒的寵愛。

　　豬肉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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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器 高5.73公分 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這塊肉形石酷似臘肉，表面毛孔星布，皮下肥瘦相間，非常逼真；不禁讓人懷疑，這塊豬肉形石到底是天然的？還是人工的？為故宮所藏“巧作玉器”中，最受矚目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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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認為，這塊肉形石可能經過藝術家添加顏色后，使它更像一塊紅燒豬肉。自然界的巖石間，常有一些裂隙，飽含二氧化硅的水流動其間，在適當的溫度和壓力下，逐漸在洞壁里沈積固體的玉髓。經過漫長的歲月，一層層的堆積，每段時間的水中雜質不同，所以每層的顏色也不同，而這不透明的玉髓便叫“碧石”。

　　這塊肉形石，就是有一層一層不同顏色的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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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晚期）毛公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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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公鼎為西周晚期的宣王時期器物。清道光末年于陜西岐山出土的青銅重器。銘文長達四百九十七字，是現有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被譽為“抵得一篇尚書”。其內容是周王為中興周室，革除積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輔佐周王，以免遭喪國之禍，并賜給他大量物品，毛公為感謝周王，特鑄鼎記其事。其書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奇逸飛動，氣象渾穆，筆意圓勁茂雋，結體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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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代早期／獸面紋觚

　　近年來銅禮器的時代，已被考古學者向上推前至夏代晚期，約當公元前十七世紀前后，也就是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fā)掘以來，歷年在黃河中游地區(qū)所出“二里頭文化”形拙、紋簡、器薄、工粗的銅器。商代早期的銅器，則以河南鄭州二里頭崗出土的銅器屬“二里崗期”者為代表。

　　觚屬禮器中的酒器，盛酒用。本器正是“二里崗期”粗腰觚的型態(tài)。

　　本觚的腹部，飾有帶狀而前后相同的獸形紋，其形中央作獸面，軀干左右平張，如一頭雙身狀，上下作二分法，其上是背脊及上卷尾，其下是腹部與足，整體平雕式圖案化的簡單形動物紋飾，可能是牛的變形。在三五○○年前的藝術家，能將動物的形態(tài)，經過寫實的描繪，再予變形簡化成圖案紋飾，其創(chuàng)作求美的心路歷程，誠非一蹴可幾。

　　殷墟中期／蟠龍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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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腹圈足，足下有外凸圈足座。盤面飾龍紋蟠繞于中心，蟠龍外圍有魚紋、夔龍紋及鳥紋圍繞。盤外面上層飾夔紋，上有如棱脊的平面紋飾；圈足上飾俯首夔紋，下有如棱脊的平面紋飾。紋飾在盤面的布局與母題基本上與婦好盤(M5:777)近。盤外有一小環(huán)及二小環(huán)，各對準盤面大龍首的上下鼻梁，共形成一中軸線。與之相交的另一中軸線，左右上下有獸首。

　　考古資料顯示，商代墓葬出土有水器盤者并不普遍，在殷墟中期時它似局限在稍大型且銅容器較多的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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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亞丑方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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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銅禮器中，簋是用來盛食黍稷的容器。一般的簋形器為圓腹、圈足，而本器為罕見的方形。

　　器表的花紋，由上而下：口沿為窄身夔紋，腹飾獸面紋，高圈足上飾寬身夔紋，皆以雷紋襯底。器兩側有環(huán)耳，以獸吞食鳥身造形。

　　獸含鳥環(huán)耳的裝飾意義至今不明。此對具立體感的環(huán)耳與伸出口沿界外的棱脊互相呼應，這種塑形的外張性是商末周初青銅器裝飾風格上的一項特征。

　　銘文鑄在腹內底面，亞字形框內似有戴冠者舀酒，蓋表示掌酒供祭祀之職司，亞形或為一種特殊身份的標記。今暫隸定為亞丑，或為一氏族徽識。

　　宋／定窯／嬰兒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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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金時小瓷枕廣為流行，有最簡單的長方形，亦有動物造型的，如虎形枕，及狀似如意云狀，取其吉祥意的如意枕，本件嬰兒枕為其中造型較為繁復者。宋代嬰兒紋樣極為流行，傳世宋瓷中，北方青瓷系、景德鎮(zhèn)影青瓷、技法繁雜的磁州窯系以及本件所屬的定窯系，均可見以嬰兒或孩童嬉戲為紋樣的作品。

　　定窯，在今河北曲陽縣，古名定州，故名定窯。白釉色泛黃呈牙色，裝飾技法有淺劃、深刻、模印等，題材亦豐，尤以劃法技法靈巧熟練，線條流暢，作品生動活潑。

　　瓷枕造形采嬰兒側臥于榻上，頭微揚、寬額、身碩、雙手交叉為枕，兩腳彎曲交迭，狀極悠閑。左手執(zhí)一狀似彩球童玩，絲帶貫穿，上下以蝴蝶結飾固定。嬰兒臉部交待清晰寫實，模樣雅稚可人，衣飾以今日用語應是：身著長袍，外加背心，長褲，布鞋。背心前襟飾錢形紋，后背劃牡丹，長袍下裳印圓形團花，衣袖長褲無紋飾，顯示以不同布料縫制而成。榻周開光，印有龍紋，底平無釉，刻乾隆御制詩。

　　院藏同型嬰兒枕兩件，北京故宮亦有一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在細部紋飾技法、紋樣、部位及尺寸略有差異外，在面貌、衣飾皺褶幾乎一致，想當時應有一共同樣本，提供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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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太和元年／釋迦牟尼佛坐像／青銅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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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像和臺座合鑄而成，背光另鑄。青銅胎質致密，鍍金厚且與胎連接緊密，金色黃帶赤，作工精良。

　　發(fā)作大渦紋，臉形長圓，若袒右肩僧祇支，外披大衣、右肩露出衣角，和炳靈寺一六九窟建弘元年（420）阿彌陀佛主尊類似，但是本尊大衣衣緣在胸前曲折翻轉，和右肩大衣連接成弧，衣褶似火焰開叉揚起，氣勢雄壯，表現太和時期的特殊風格，體積雖小，和云岡第二十窟的主尊（460年左右）風格幾近。

　　單尊造像中，藤井有鄰館藏太安元年（445）石造佛坐像已表現類似風格，且不乏其例，如太安三年（457）釋迦坐像及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天安元年（466）佛坐像。因此石雕較金銅佛早出現太和風格。

　　臺座兩層，上層為須彌座，仰覆蓮瓣，臺側飾以唐草文，座前兩立雕獅子，回首轉身，姿態(tài)威武。下層方形座，開波浪狀門，兩側均雕供養(yǎng)人，上排唐草文連環(huán)成排，臺座雕刻精致。

　　背光外圈Ｕ形火焰紋熊熊圍繞，和主尊氣勢相映，益增雄渾氣勢，是太和新樣式，內圈四佛和頭光中的二佛一起共同形成七佛。

　　背光后面亦雕刻精巧，分為三層，上層中央塔形內釋迦和多寶佛并坐。塔外左右兩側文殊持如意和拿麈尾的維摩相對而談，表現維摩詰經文殊問疾品的場面，中層中央釋迦在鹿野苑初轉法輪，兩側各兩比丘跪坐、菩薩脅侍，下層中央誕生佛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左側摩耶夫人攀樹而立，太子自右脅誕生，右側龍王浴佛，帝釋天和梵天兩旁跪坐，下層最外側兩長方形榜題，現字跡已不清。背光不僅內容豐富且構圖安排秩序井然，場景緊湊，無疑是五世紀太和期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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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玉羅漢山子

　　清代蘇州、揚州等商業(yè)大城中的達官貴人，喜好收購玉器。究其緣由，固然有個人喜好或附庸風雅的因素存在，但也常常是為了要入貢，以討好愛玉的皇帝。因此，雖然“新樣”玉器的盛行，是受到蘇、揚玉市的導向，但是乾隆皇帝表露排斥的態(tài)度后，當地玉工還是會受到影響而改弦更張。由乾隆晚期的御制詩可知，當時民間玉作坊的“新樣”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玉圖”的盛行。姑且不論“新樣”風潮是否真的消褪，但從清高宗評論玉圖“有雅趣可玩”看來，他頗能接受這個新的轉變。

　　所謂“玉圖”，從字面上就可以了解它和繪畫有所關聯。這類玉器大多是插屏、筆筒或山子的形式，通常選擇山水名勝或文人掌故為主題，呈現一種較為清靜雅致的韻味。由于“玉圖”獲得皇帝的認同，以致幾件大形玉山子制作時，皆有宮廷畫家特別參與繪制藍圖。玉在當時成為一種統(tǒng)合性的藝術媒介。

　　本件作品為青色閃玉質。形如山壁洞窟，洞口邊立一老樹，十六羅漢中的租查巴納塔嘎尊者倚樹而坐，壽眉，長耳，食、中二指并出，面露微笑，似有所悟，形貌生動。山子的布局和巖面上所刻清高宗御制文《收錄于﹝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文初集二九卷二頁》，皆與浙江“圣因寺”所藏，傳為貫休所繪之羅漢畫軸相同。這件玉山子是研究清中期玉器與繪畫關系，極具意義的一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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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zhàn)國／龍形佩(一對)

　　青綠玉，局部灰黑斑；器表多薄沁一層灰白斑。雕作一對盤旋繞轉，氣勢矯健的大龍。雖然體積甚大，但以絲線穿系之，仍十分平衡。兩面花紋相同。卷鼻與長鬣分別向前后伸展，下頦作圓弧形，龍口上下顎以分，腮邊刻飾雕有斜格紋的盾形圖案；似蛇的體軀，又附加各式卷勾；龍體上滿雕谷紋，谷粒多排列成行，卷勾上常雕有毛束紋。為典型的戰(zhàn)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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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出土以及流散或傳世的，成對戰(zhàn)國玉龍形佩為數甚豐，但鮮有尺寸如此長大，而品相端莊，雕工精致的佳品。這應為當時最高級的貴族，始能擁有的，象征身份的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