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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勞工在黑豆腐作坊死亡妻子稱其遭毆打虐待

海口網　http://www.yinhu3.com　時間：2011-12-05 10:08

一家豆腐黑作坊，骯臟混亂的操作間。

徐莊村一豆腐黑作坊內，兩名智障勞工正在勞作。

　　12月3日，通州臺湖鎮徐莊村一豆腐黑作坊內的一名智障工，雙手變形浮腫，他稱常被作坊老板毆打。

　　舒新紅死了。他是一名智障人士，受雇于通州一家豆腐黑作坊，老板是湖北云夢同鄉。

　　尸體火化了。雖然同為智障勞工的妻子滿身傷痕，稱舒新紅是被毆打虐待致死，但因無法尸檢死因成謎。

　　記者調查舒新紅生前受雇的豆腐坊，發現附近仍有多家豆腐黑作坊經營，多名智障人在里面做工，他們身上也有傷痕。

　　目前，警方、勞動監察部門已介入調查。

　　“救救我”，電話中傳來智障兒子呼喊聲。

　　11月18日，湖北省云夢縣城垸村的舒文忠，接到北京打來的電話。

　　39歲的智障人舒新紅和妻子，在通州臺湖鎮徐莊村一家豆腐坊做工，老板是同鄉的田建軍夫婦。

　　19日下午，舒文忠得知兒子舒新紅已經死了，尸體正在運往老家的路上。

　　面對兒子的尸體和滿身傷痕的兒媳，舒文忠不相信田建軍給出的死亡原因——舒新紅突發心肌梗塞，吃飯時哽死了。

　　老鄉雇智障夫婦進京做豆腐

　　11月20日，新房外墻的紅磚壘到第六層時，舒新紅回家了。

　　一輛白色的面包車行駛一千多公里，從北京通州返回湖北云夢。車內花花綠綠的棉被下，舒文忠看到了兒子的尸體。“頭發和胡子都老長了。”舒文忠說，比幾個月前離開家時還邋遢。

　　1972年出生的舒新紅，是舒文忠的長子。舒文忠說，兒子出生后不久，發高燒燒壞了腦子成了智障，聽不太懂別人說話，情緒不穩定。

　　1999年前后，經村里人介紹，舒新紅娶了楊小蘭，也是一名智障人士，舒家人說情況比舒新紅好一些。

　　雖然腦子有些問題，舒新紅還是能干體力活，曾去過親戚的工地上打工、背水泥，每背一袋水泥上一層樓掙一塊錢。妻子楊小蘭在家務農，在兩畝八分的耕地上種棉花。

　　舒文忠回憶，今年年初，本村做過干部的程桂元找到自己，問他愿不愿意讓兒子和兒媳去打工，程桂元的女兒和女婿在北京做豆腐，舒新紅夫妻倆一年可得工錢1.8萬元。

　　“上北京，好。”舒文忠問兒子時，舒新紅當即答應。

　　2月7日，正月初五，舒新紅夫婦隨田建軍夫婦奔赴北京。

　　舒文忠記得那天天氣很好，卻想不到這是他與兒子的最后一面。

　　智障兒子電話里喊“救救我”

　　舒文忠原以為做豆腐的活怎么也比背水泥輕松，再說還是給老鄉干活。

　　兒子兒媳離家的9個多月里，舒文忠接到田建軍四五次電話。“兩個孩子都不會用電話，都是老板打來的。”舒文忠說，多是田建軍抱怨兒子不好好干活。每一次舒文忠都是安撫兒子，勸他聽老板的話。

　　今年11月初，舒文忠將兩間老房子推倒了，打算重新修建。“人家都蓋樓了，我家沒錢。”舒文忠說，他也打算蓋兩間新房，一間給兒子舒新紅，一間是老兩口自己住。

　　為了蓋房子，舒文忠從程桂元手里拿了1萬元錢，他說，這是兒子出門打工時，田建軍夫婦許下工錢中的一部分。

　　新房還沒蓋好，11月19日，舒文忠就接到了兒子的噩耗，通知他的還是程桂元，“舒新紅斷氣了”。

　　而一天前，舒文忠在電話里聽到兒子的聲音，“喊了一聲救救我”。

　　對于這個電話，田建軍稱，由于舒新紅不干活，他想把舒新紅打發回家，“為了嚇唬舒文忠，教給舒新紅說‘救救我’”。

　　舒新紅尸體到家當天下午，田建軍的妻子程愛平帶著楊小蘭乘火車返回老家。

　　兒媳楊小蘭的變化讓舒文忠更加懷疑兒子的死因。

　　兒媳稱豆腐坊內遭毆打虐待

　　按照舒家人的說法，楊小蘭像是變了一個人。

　　此前100多斤的體重，此時只有七八十斤。家人拿出楊小蘭在2009年辦理的第二代身份證，照片中是圓臉，雙頰有肉，如今的楊小蘭的臉型變得細長。

　　更嚴重的是，楊小蘭的手腳腫脹、皮膚開裂、生有皮疹，左右臉頰及右腿迎面骨處有淤青。

　　11月21日，楊小蘭被送入云夢縣醫院住院治療。除了外傷，醫生起初還懷疑化學性中毒癥狀，將楊小蘭送入腎病科。經檢測楊小蘭的肝腎功能正常。

　　“肝腎功能正常不代表沒有中毒，中毒到一定程度才會影響肝腎功能。”楊小蘭的主治醫生稱，縣醫院的設備和條件尚無法確診中毒。

　　11月30日，楊小蘭仍然躺在病床上，低燒不退。

　　她稱，手腳腫脹是做豆腐泡的，其他的傷則是老板和老板娘打的。在田建軍夫婦的作坊中，她和丈夫舒新紅每天凌晨4點左右便被叫起床，做磨黃豆、清洗等活兒，直至晚上11點左右才睡覺，“有時一頓飯只是一兩個饃”。

　　楊小蘭稱，由于太累，她和丈夫有時不想干活，或者只是干活動作慢了一點，田建軍夫婦便對他們施以拳腳。丈夫舒新紅遭到田建軍的毆打后臥床不起。死亡四五天前，舒新紅不想干活，被田建軍從床上拉到了地上，用腳踢。楊小蘭試圖護住丈夫，卻遭老板娘扇耳光。

　　對此，田建軍否認毆打舒新紅夫婦，楊小蘭身上的傷是“自己跑到院外林子摔的。”

　　田建軍說，他家豆腐坊早上5點起床干活，一般下午4點左右活就干完了。但舒新紅干活磨蹭，“正常人五分鐘能刷好一個桶，他需要干六個小時。”

　　鮑姓姐弟在通州與田建軍夫婦同在一個院子做豆腐。對于舒新紅夫婦的是否挨打，12月3日，鮑家弟弟先說“自家孩子犯錯還會打幾下，這沒什么。”隨后又改口稱，是楊小蘭自己從柴垛上摔下來弄傷的。

　　豆腐坊老板賠15萬未追刑責

　　對田建軍給出的“舒新紅突發心肌梗塞，吃飯時哽死”的說法，楊小蘭也不認同。

　　她稱，丈夫是因經常遭到毆打導致死亡。舒文忠說，兒子以前身體強壯，從事背水泥上樓的工作，沒得過什么病，“突然人就沒了，很奇怪”。舒新紅的弟弟也稱，哥哥尸體的背部、肋部有疑似瘀傷。

　　但田建軍堅持稱，11月19日10點多，他家中午飯吃得早，舒新紅發心肌梗塞，吃飯時哽死了。

　　對此，鮑家弟弟稱，舒新紅不愛干活，死亡前幾天，舒新紅因感冒，看上去萎靡不振，“19日上午，他(舒新紅)媳婦楊小蘭給他喂飯，嗆住了。死后田建軍把車開進院子，把舒新紅拉回了湖北老家。”

　　《北京市殯葬管理條例》規定，火葬地區內死者的遺體應當在本市內火葬場火化，禁止運往外地。外地來京人員在本市死亡后因特殊原因確需運回原籍的，必須經遺體所在區、縣的民政部門批準；未經批準，遺體存放單位不得放行。

　　對此，田建軍說，舒文忠要求見兒子一面，他才冒著風險將尸體偷運回來。而舒文忠稱，田建軍的岳父程桂元告訴他兒子尸體在北京沒地方放，準備運回湖北。

　　11月21日前后，舒家因對死因有異議，向北京通州警方報警。

　　通州警方表示，接到報案時，尸體已經被運回湖北。通州警方與湖北警方聯系，由云夢縣警方予以配合調查。

　　與此同時，舒家與田建軍夫婦也開始談判，當地鎮政府、村委會參與協調。

　　11月22日，雙方簽了一份《人民調解協議書》，田建軍夫婦同意賠償舒新紅親屬15萬元，并承擔楊小蘭在縣醫院住院治療的費用。此后，舒家不得向田建軍夫婦提出任何要求，包括賠償要求在內。

　　11月24日，按照當地風俗，舒家請了親朋好友一頓酒席。三天后，舒新紅的尸體火化。

　　如今，舒文忠看著為兒子剛開始蓋的新房，覺得兒子的死尚有冤屈。

　　舒家人認為，在當地相關部門的壓力下，他們才沒有提出尸檢要求，致舒新紅死得不明不白。而云夢縣警方則稱，舒家人不同意警方進行尸檢，警方亦無可奈何。

　　最終，云夢縣警方認定，家屬對于死者的“死因無疑義”，即舒新紅并非屬于非正常死亡，沒有進行刑事案件的立案，并依此回復了通州警方。田建軍、程愛平夫婦自然也無需承擔刑事責任。

　　■?探訪

　　查抄黑作坊?三智障工身現傷痕

　　通州徐莊村存在多家豆腐黑作坊，3名受雇的智障人士稱“不干活就挨打”，警方介入調查

　　赴湖北云夢調查智障勞工舒新紅死因的同時，本報記者對舒新紅生前受雇的豆腐坊進行探訪，發現附近4家豆腐坊仍在生產，老板多是來自湖北云夢。工商等部門檢查均為無照經營，查抄時發現3名智障人士受雇于黑作坊，3名智障人士也都來自湖北云夢，他們都稱遭到毆打虐待。

　　一位曾在北京做了四五年豆腐的云夢縣人士坦言，做豆腐的確很辛苦，“很難雇到人干活。”

　　村邊神秘的豆腐坊

　　11月29日，通州區臺湖鎮徐莊村東南角，一片紅磚房隱藏在茂密果林間，幾縷青煙裊裊上升。

　　這里就是智障雇工舒新紅死亡的地方，村民眼中“徐莊最不顯眼的地方”。

　　村民們說，此處原是一片果園，五六年前果樹被拔，地被承包，后來地上蓋成房，“說是看護果園的房子，其實都租給了外地人。”

　　“這兩年住的都是做豆腐的。”村民們說，豆腐從來不賣給村里人，做豆腐的人也從不跟村里人接觸，“做的豆腐和做豆腐的人都很神秘。”

　　舒新紅的死，村民們也有耳聞，“聽說是智障人，但不知怎么死的”。村民們稱，事后有警察封了一家豆腐坊，“那幾天都不冒煙了，這幾天又開始冒。”

　　密林里的這片紅磚房分作兩排，每排20余間房屋，灰色的大鐵門加裝在兩排房之間，形成了一個獨立的院落。

　　記者多次敲門，院內無人應答，只有七八條大狗狂吠不止。

　　徐莊村一家飯店老板透露，每天早晨四五點鐘，他出外采辦原料時，常見一輛廂式貨車駛入紅磚房附近。

　　11月30日凌晨5點，紅磚房院內燈已亮起，一輛白色廂式貨車駛來，徑直開到大鐵門前。鐵門打開，院內十多人動手往貨車上搬十余個白筐。

　　半個小時后，廂式貨車駛離。

　　黑作坊產“黑豆腐”

　　“做好了豆腐，會有車來收。”12月3日，記者以收購豆腐名義進入這個封閉的院落，一名工人對記者說。

　　每天早晨四五點，大洋路市場的貨車都來拉豆腐。

　　記者發現，這個院內共有4家豆腐作坊，其中3家作坊都在生產。最南頭的一家作坊停產，正是舒新紅生前所在的豆腐坊。

　　每家作坊都有一臺磨漿機，兩口大鍋，數個大桶和大筐。每家的操作間都可以用污水坑來形容，水泥地面上千瘡百孔，大個的窟窿可以容得下成人的腳，其間溢出的豆漿和污水橫流，工人們都穿著雨鞋工作。

　　一家豆腐坊的操作間內，兩名渾身濺滿豆漿和豆渣的工人正在熬制豆漿。

　　灰煙遍布的大鍋，灶底灰燼不時騰起，鍋內豆漿上漂有明顯灰燼。燒火工人拿手直接伸進鍋內試溫，并隨手將灰燼拿手舀出甩在地上。

　　“我們都是從云夢老家出來做豆腐的，沒有白作坊，只有黑作坊。”這家作坊的老板說，這個院內做豆腐的，都是湖北云夢縣人。

　　院中最大的一家作坊，女老板姓鮑，她自稱是該院最早做豆腐的，已有兩年了。記者詢問智障雇工舒新紅一事，“我家不用智障人，智障人能干活嗎？”鮑老板回答很干脆。

　　聊天間隙，記者看到鮑老板作坊內兩男一女，始終埋頭干活，他們目光呆滯，動作不便，幾乎不說話。

　　其中一名看上去50來歲的工人，戴著一副紅色塑料手套，一個勁兒在刷煮豆漿的大鍋，上半身幾乎都探進鍋里，幾次差點栽進鍋里。記者多次想靠近他們，均被鮑老板拒絕。

　　12月3日中午，記者將徐莊村豆腐作坊情況舉報。臺湖鎮經濟發展科、鎮工商所、城管等部門隨即聯合執法，將院內正在生產的3家及院外1家豆腐作坊的磨漿機、豆腐等查抄。

　　執法人員表示，經查該院內的豆腐作坊均無任何證照，都是黑作坊，今年6月查抄一次，8月一次，現在是第三次查抄，“每次查他們都說回家不干了，轉眼又開干。”

　　黑作坊雇用智障人

　　正當執法人員查抄黑作坊時，鮑老板帶著自家作坊兩男一女三名工人想匆匆離去。其中一名看上去不到20歲的男工走路明顯趔趄，表情呆滯，對滿院的執法人員未看一眼。緊隨其后的一名看上去50來歲的女工不時傻笑。

　　記者迅速追上，鮑老板見狀迅速離開。

　　走路趔趄的年輕男工不住搖晃腦袋，嘴里嘟嘟囔囔。記者詢問姓名年齡等，男工說叫“小明(音)”，嘟囔了近兩分鐘，也無法說清年齡。

　　“小明”身上的深色棉服沒有紐扣，衣服對襟都用線繩拴起，站在雪地里不住發抖。

　　“他是傻子。”“小明”身邊一名50多歲的男工搖晃著頭插話。

　　這名插話的男工，自稱1971年生，只知道自己是湖北云夢縣人。記者詢問具體住哪，該男工臉上不住抽搐，想了一會兒，突然將戴著的紅色塑膠手套脫下去撓頭。

　　隨著手套脫下，院門口圍觀的村民瞬間驚呼起來。

　　這名男工的手腫脹如發酵的面包，手掌蒼白，關節變形，皮膚已被完全腐蝕，整個手掌像是被石膏裹了厚厚一層，明顯是長期被水浸泡所致。

　　“他們三個都是智障。”豆腐坊鮑老板的弟弟說，“女工是我親姐姐，年紀大的男工是我姐夫，小男工是他們的孩子。在家討飯都討不來，我可憐他們，把他們帶來做豆腐。”

　　就此，記者向三名智障工人求證，女工緘口不言，年長男工稱，自己姓茅(音)，“小明”姓師(音)。而“小明”對于“和老板是否為親戚”，更是嘟嘟囔囔說不清。

　　智障勞工稱常遭毆打

　　“不干活，要打，想回家。”年長的智障男工說，每天早上4點半開始干活，要一直干到晚上九點左右才能睡覺。

　　記者向“小明”詢問其是否挨過打，“小明”聞言猛地往后瑟縮了一下，一只手本能地去抱頭。隨即，他低下頭指指頭上，一條紅色的傷疤赫然留在頭頂。

　　“小明”挽起袖子，雙臂上都有明顯舊傷。他又彎腰卷起褲腳，右腿上一條長約一寸的傷口尚未完全結痂，“天天打，這兒，前天老板打的，用大棍子。”

　　“小明”指身上傷口時，旁邊的女工突然一手掩面，無聲哭了出來，看到其他豆腐坊的老板走來，又迅速拭干眼淚。

　　對“小明”身上的傷，鮑老板的弟弟稱，是替“小明”搓澡時弄傷的。

　　年長的智障男工稱，豆腐坊老板答應每月給1600元，當記者詢問工資是否按時發時，他和“小明”同時搖頭。

　　對于智障工人的工資，鮑女士此前一直三緘其口。

　　現場聯合執法人員發現雇用智障勞工情況后，聯系通州勞動監察部門，“勞動監察部門的人在忙其他事，周一會專門到徐莊村處理這事。”

　　此時，鮑老板女兒再次要求將3名智障勞工帶走，“帶他們去吃飯。”

　　隨后，記者將該情況舉報至通州警方。民警和勞動監察部門人員趕到現場，已經找不到3名智障勞工。

　　截至昨晚，民警和勞動監察人員仍在尋找3名智障勞工和雇用者。通州次渠派出所表示，警方會堅持找到他們，若真存在毆打虐待智障工人行為，警方將立案調查。

　　記者采訪中，多個消息源稱，在智障勞工舒新紅死前，一名60歲左右的智障老人，也死于這個神秘院落中的黑作坊。舒新紅的妻子和“小明”等智障勞工稱，智障老人是黑作坊雇用的，也經常遭到毆打，死后“像舒新紅一樣運回老家，賠了幾萬塊錢”。

　　對此，鮑老板曾說，不清楚智障老人是哪家豆腐坊的，“聽說是喝酒喝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