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被遺忘的正義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國部分》登陸上海書展

　　新華社上海８月１５日新媒體專電（記者潘旭）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大陸找不到任何關于東京審判庭審記錄的原文。如今，這一空白已被填補。首部呈現東京審判庭審記錄的中文書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國部分》將于１６日登陸上海書展，１２卷約３００萬字的庭審史料揭開日本當年的戰爭罪行，也為研究者提供了基礎性史料。

　　鐵證再揭日本侵華戰爭罪行

　　東京審判開庭７０周年之際，由上海交大出版社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聯合出版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國部分》一書于今年４月底問世，并將在上海書展上作為主打書籍，領銜１０余冊與東京審判相關的圖書向讀者推介。

　　在歷時２年多的庭審中，涉及中國的部分的審理共有１２０日，留下的記錄約１０４００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國部分》共１２卷，從２０１３年出版的８０卷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整理挑選了與中國相關的部分，并翻譯出版，是迄今唯一記錄東京審判庭審現場的中文書籍。

　　據介紹，１２卷里包括日本侵占東北檢方舉證、全面侵華檢方舉證、毒品貿易·侵占東北檢方舉證、侵占東北辯方舉證（上、下）、全面侵華辯方舉證（上、下）、南京暴行檢辯雙方舉證、被告個人辯護舉證（上、下）、檢辯雙方最終舉證與辯護以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等。

　　上海交大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向隆萬介紹說，“在過去２年的時間里，學者們在整理翻譯時，對日本軍國主義所犯罪行非常憤怒。”

　　比如，第三卷《毒品貿易·侵占東北的檢方舉證》中呈現了當時日本在東北和朝鮮半島主導生產毒品的證據。“最多時的產量占到全世界的９０％，收入則作為日本的戰爭軍費。”向隆萬說。

　　庭審的舉證證據除檢方證人證詞外，還包括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報告書、相關國家官方檔案、外交函電、秘密電報、辯方的辯護詞等來自多個國家的各種形式的材料。

　　基于國際法的正義審判

　　向隆萬回憶說，父親向哲濬作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當年連同其他１６名法律界和學界同胞代表中國參加東京審判。“當時必須按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來，法庭由１１個國家的法官代表組成，審判參照的是英美法系，被告先無罪推定，雙方檢舉，充分申辯”。

　　整個庭審長達２年零７個月，共開庭８１８次，受理證據４３３６件，先后有４１９名證人出庭作證，有７７９人書面作證，法庭列舉了詳細的判罪理由才做出最后判決，判決書長達１２１３頁。

　　“東京審判的正義性、合法性、權威性是不容置疑的。比如日本侵占東北的辯方舉證篇幅還要多于檢方舉證。日本右翼的所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非法論’站不住腳。”向隆萬說。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中國部分》主編程兆奇說，當時作為１１位法官之一的印度法官帕爾主張日本甲級戰犯全員無罪，他對“反和平罪”“反人道罪”是否是事后法等質疑成為此后國際法法理研究的對象，允許不同的聲音本身就體現了東京審判是一次“文明的審判”。

　　東京審判：對如今國際關系具有極強現實意義

　　向隆萬２００２年退休后以另一種形式繼續著父親的工作。“２００６年電影《東京審判》上映后，我想結合父親的工作讓更多的人知道真實的歷史事件，但可惜一直找不到庭審記錄的原版。”

　　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學界研究和民間爭論從戰后起至今不斷。東京審判后不久，日本將帕爾１０００多頁的判決異議書全文翻譯成日文，并邀請他赴日開設講座。至今靖國神社里的“帕爾彰顯碑”上面有帕爾法官的巨幅照片，以及對他的贊賞詞。

　　１９８３年，日本在原巢鴨監獄舊址建造的太陽城召開了當時看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東京審判國際討論會，而中國只有一位正巧在東京的訪問學者列席。“很長一段時間里，國內對東京審判缺乏研究的主要原因就是手頭沒有原始資料。”向隆萬說。直到２００６年的一次偶然機會，他才在美國華盛頓的圖書館里找到了東京審判庭審記錄的英文原文縮印版。

　　２０１１年，經多方努力，國家圖書館從美國購回近５萬頁東京審判庭審記錄縮微文獻；２０１２年３月，國家圖書館與上海交通大學共建東京審判研究中心，雙方對近５萬頁庭審記錄逐頁審閱，核實補缺；２０１３年９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全８０卷）由國家圖書館聯合上海交通大學整理出版；兩年后，庭審記錄與中國相關的部分又以中文呈現給讀者。

　　“希望這套書能成為今后我們史學界、法律界研究東京審判的基礎性材料。”向隆萬說，東京審判不同于一般歷史事件，對當今國際關系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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