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公益訴訟彰顯樣本意義

　　通過公益訴訟保護文物,既可引導社會力量,打一場文物保護的“人民戰爭”,又可解決文物保護執法相對偏軟的問題

　　為打造一個“總理童年仿古街區”的商業項目,江蘇省淮安市清河區政府拆除了已存在上百年的多座清代及民國時期的古老民居。為此,中國綠發會提起公益訴訟。目前,這起破壞不可移動文物的案件,已被江蘇省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并將于近日開庭(10月27日《法制日報》)。

　　文物是活著的歷史,沉淀著一個國家和民族厚重的文化魂魄。從這種意義上說,保護文物,就是保護歷史,護佑文化傳承。位于周恩來總理童年讀書處周邊地區的三元巷民居、千霞舊書屋、西長西街清代民居、周氏祠堂、泗陽公館、程家巷民居、義順巷民居、人民劇場共八處建筑,早被列入不可移動文物名單,于情于法,都應得到有力保護。江蘇省淮安市清河區政府及相關部門的做法不僅在情感上讓人難以接受,而且也僭越了法律底線。

　　保護包括人文遺跡在內的文物古跡,是地方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的法定職責。新修訂的環保法第2條規定,人文遺跡是環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第29條規定,地方各級政府應對自然遺跡、人文遺跡予以保護。可見,破壞屬于人文遺跡的不可移動文物,就是破壞生態環境,已為環保法所不容。今年3月國務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更是對文物的保護實行終身追責制度。在環保法和國務院加強文物保護指導意見已明確地方政府文物保護責任的情況下,江蘇省淮安市清河區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仍然我行我素,拆遷已被列入不可移動文物名單的人文遺跡,足見其僭越法律的任性。環保組織依法提起公益訴訟追究其法律責任,實乃題中之義。

　　文物是社會公共資源,具有典型的公共屬性。通過公益訴訟保護文物,其實質就是保護公共利益。自新環保法賦予環境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的權利后,中國綠發會已經對“河南鄭州上街區峽窩鎮馬固村7處文物5處被拆毀”提起了公益訴訟,開啟了公益訴訟保護文物的破冰之旅。此次中國綠發會再次提起文物保護公益訴訟,自然讓公眾對公益訴訟終結地方政府損毀文物的違法之舉有了更多期待,為公益訴訟保護文物提供典型的范例。

　　作為負有文物保護主體責任的地方政府,本應承擔起文物守望者的責任,而不能扮演幕后損毀文物的推手角色。然而,文物保護實踐中的執法偏軟,總是讓地方政府唯經濟至上的扭曲政績觀,有了損毀文物的任性和沖動。同時,公眾依法監督地方政府損毀文物的渠道不暢,也難以對地方政府相關行為起到“以腳投票”的倒逼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公益訴訟的及時補位和跟進就顯得非常必要,并且不可或缺。

　　通過公益訴訟保護文物,既可引導社會力量,打一場文物保護的“人民戰爭”,又可解決文物保護執法相對偏軟的問題,讓破壞文物的政府被追究相應法律責任,從而使文物保護法規發揮應有的威力。在這種意義上說,中國綠發會提起的這場文物公益訴訟,具有重要的樣本價值和引領作用。

　　當然,更應該看到,這起文物保護公益訴訟,仍是以破壞生態環境為由狀告政府的,這緣于目前我國還未建立文物保護方面的民事公益訴訟制度。有鑒于此,完善文物保護公益訴訟制度,充分調動社會力量依法保護文物,應是今后努力的方向。值得欣慰的是,今年初《文物保護法修訂草案(送審稿)》已正式出爐,建立文物保護公益訴訟制度的立法思路已基本清晰,這對公益訴訟名正言順地釋放保護文物的法治潛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