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敏：供給側改革是未來十年最重要的市場機遇

????近日，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把海爾作為全球工業轉型進程中的下一代工業范式的典型向全球進行推介的同時，管理理論界有輿論認為海爾模式將為正在深入推進的供給側改革提供重要的微觀制度創新樣本。由于中國經濟總量在全球占比較大，產業層次復雜，組織主體眾多，中國供給側改革的宏觀調控方式和市場主體的微觀制度創新成為全球矚目的理論創新焦點，如何從微觀經濟制度創新的視角去看待事關中國經濟轉型全局的宏觀調控？新華網記者就此采訪了帕勒咨詢公司資深董事羅清啟先生。

????供給側改革是未來十年全球最大的市場機遇

????新華網：從目前的一些輿論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一種中國的宏觀經濟學話語，海爾張瑞敏先生認為，不要把這項改革單純地理解為宏觀調控政策，企業要把它當成未來十年最重要的市場機遇來對待，海爾第三季度業績的高速增長就很好地佐證了這個觀點。站在企業的微觀經濟視角我們應該如何深入理解這個調控政策，如何科學地抓住這個機遇？

????羅清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影響力到現在還是被低估，而且還是大大地被低估。有輿論把這個改革看成是同發達國家始于1970年代的供給側改革相同的政策操作，這種觀點有很大的誤區：我們的經濟體量巨大，實際上大于當時英、美、德三個開始供給側改革的三國經濟總量的和；當下全球經濟低迷，我們的經濟還是保持了較高速的增長，而當時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低迷甚至是負增長，我們的重要任務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也就是大轉換，從低、中層次的產業層級向低、中、高的產業層級遷移。

????因為我們經濟體量的關系，這個改革一開始就超出中國一國的范疇而具有了全球意義，它將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全球供應結構和需求結構的變化，那么我們要用什么樣的組織管理方式，用什么樣的產品結構去呼應全球市場將是中國企業未來十年最重大的課題，也就是說，國家政策輻射的空間或者是輻射的延伸空間都是微觀經濟主體的經營活動投射的主戰場。這其中海爾有個典型的例子需要企業做深度思考，德國一家覆蓋歐洲的零售企業向海爾的一款全球獨創的雙滾筒洗衣機敞開了大門，原因是這款產品的需求創造能力超過了原有發達國家的最高端洗衣機，中國的產品成為了歐洲市場的高端產品，這在以前完全是不敢想的。

????互聯網的通信特征是消除了距離，這種技術能力使供給側和需求側具備了零距離的物質條件，但在一定意義上說，這種狀態下的互聯網技術仍然不具備成為客觀現實生產力的條件，我們必須用一定的組織形式把供給側和需求側零距離地組織起來，新的互聯網式的生產力才能大規模地迸發出來，發達經濟體的經濟仍然深深地沉浸在“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氤氳的制度慣性之中，我們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從全局的廣度和結構性的深度去推進供給側和需求側的零距離直連，這個直連的戰略機遇期大約在十年左右，企業應該盡快地并軌到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軌道上來。

????微觀組織與宏觀調控間的關鍵是差異化組織能力

????新華網：你有一個重要的觀點：我們的供給側改革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全球的供應和需求結構，對我們的企業來說這是重大的機遇，但是，我們相信全球市場空間不會自動走向中國企業，我們必須顛覆自身的現狀奮力去抓取，這其中有什么障礙需要我們去跨越，有什么機會需要我們去抓取，這中間有什么好的路徑可以給中國企業以提示嗎？

????羅清啟：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它包括兩個層面的含義，第一我們需要清楚地認識決定目前全球市場結構或格局背后的決定性結構是什么，以及當前這類決定性結構的重大演變是什么？第二是我們的企業要用什么樣的組織方式去組織全球變化了的要素環境，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如何解決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戰略障礙問題，我們必須深度理解并且要借助供給側改革的全球作用力，去創造和沉淀中國企業的新的組織方式，通過這個組織方式去抓取全球機會。

????供給側改革不會給我們送來簡單的貿易機會，中國第一階段的開放讓我們變化成為一個巨型的世界工廠，我們集中了全球的產業簇群和生產能力，我們成為最大的工業品貿易大國，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我們龐大的貿易額度被限定在單純的經濟活動層面，也就是我們的經濟活動沒有伴隨大規模的信譽活動，也就是品牌沒有在全球建立，這是個很大的缺憾。

????我們應當對全球市場的決定性結構有個清醒的認識，除資本之外，最重要的要素有三個，一是傳統知識創新體系帶來的技術資源，二是因互聯網的應用而大量涌現的需求性技術資源，三是組織能力，這三種要素在全球國家間的分布都是不均衡，中國的企業要走向全球必須在這三種要素上占有相對性的主導地位，我們才有可能在全球市場上發展出我們自己強有力的經濟形態。

????把管理學當成是完全的科學是容易引起經濟實踐的失向的，管理學不是自然科學，至今全球管理學仍然在理論的層林中蹦跳，其中一種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不僅包括事實判斷，更為重要的是還包括價值判斷，這個價值判斷在中國企業的維度就是要發展出基于中國的不同組織形式的組織理論。管理在今天被描述為美國版本的基礎模型和這模型在不同國家的變體，這是極為不嚴謹的一種描述，管理學的美國模型來源于由美國市場到全球市場發展起來的美國跨國公司，美國的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全球技術資源、需求資源和組織能力資源的分布，這就是美國版管理模式主導全球管理話語的真正原因，但是組織能力永遠不能單獨存在，它是一定經濟形態的組織能力，組織能力的轉移或者獲得必須同步于自己的經濟形態，這就是我們目前所看到的、中國大多組織能力的探討僅僅局限于高等教育的理論探討中一樣，我們不能平移發達國家的組織能力，原因是我們缺乏與這種有競爭力的組織能力相對應的組織載體。

????我們還有必要提醒中國企業注意：我們供給側改革的時代背景是全球人類生產進程的互聯網化，這種變化的結果是需求資源獲取出現了公平化的傾向，全球企業在這個要素的競爭上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在傳統技術資源方面中國高校與研究機構組成的技術供應體系實際上已經在全球崛起，其競爭力已經非常強大，這一點我們要客觀認識，但是，他們正處在與產業的對接磨合期，我們需要用制度手段去承接這個技術體系成果的轉化。此外，最重要的短板是我們組織能力的提升，這個維度的直觀表現就是組織采取什么樣的組織結構或者是組織形態，在微觀組織和宏觀經濟調控之間的關鍵性橋梁是組織形態差異化的組織能力，這種差異本質上是國家間企業組織能力的差異，這是一國經濟保持競爭力的關鍵。

????“握起來的手”用平臺形式把供應和需求確定在一個組織內

????新華網：最近有輿論認為海爾的人單合一模式對供給側改革有重要的制度創新意義，如何深度洞察這個論斷？怎么理解人單合一模式的制度創新在全球工業轉型以及中國經濟轉型進程中的普遍意義？

????羅清啟：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成一個簡單的、短時期的供給壓縮計劃是短視的也是片面的，我們真正需要關注的是這個政策的戰略性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政策目標是：優化不同產業的產能，實現供給總量的動態總控，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的綜合競爭力，其主要的著眼點是創生新的經濟形態和新的經濟運行制度形態，不能讓調控成為一個戰術行為。

????經濟學和管理學的主要任務嚴格意義上說并不僅僅限于經國濟用這個初級要求，以它們為手段的經濟必須護佑自己的經濟以獲得全球競爭力，尤其是對中國這樣的全球大型經濟體來說更是這樣。傳統經濟學和管理學一定是全球經濟的主導經濟體的經驗沉淀，而非全部經濟體經濟發展經驗的普遍沉淀。我們現在看到的經濟學和管理學實際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經濟組織能力的綜合體現，這里應注意的是經濟組織能力而不是其他，國家財富的主要來源有兩個，一是對綜合技術資源獲取的能力，二是組織這些綜合技術資源的能力。

????我們現在看到的福特模式或者是豐田模式實際就是發達經濟體經濟組織能力的一種抽象的表現形式，在知識的分類中我們把它列入了微觀經濟管理的范疇，個人的感覺這是不太科學的，大型經濟體內像福特模式或者是豐田模式這樣被普遍推廣的生產方式從來都是一種國家經濟的宏觀調控方式，而不能僅僅將其置于企業范疇之內，一種生產方式在大型經濟體內的導入將改變此經濟體核心產業——工業的整體產業布局和運行邏輯，它帶來的是整個經濟體持久的財富獲得能力，從另外的一個角度講，宏觀的調控政策反而是此類生產方式的配套政策和支持性的政策，因為發展不出微觀經濟競爭力的經濟體即使有多么高超的宏觀調控能力，其整體經濟還是不會具有競爭力的。

????從經濟總量上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我們的經濟總量不能僅僅停留在大規模的加工制造這個范疇之內，必須進行質的躍遷，我想這是我們進行大規模的供給側改革的制度化動因。本國尖端知識供應體系能力的提升，全球需求性的技術生產要素無邊界地、大規模地涌現，低成本與大規模的加工制造能力，全球向中國集聚的產業簇群都對我們的經濟組織能力提出了顛覆性的質變要求，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催生的生產方式創生的制度性拉力，因為用微觀制度形式去固定住我們的微觀經濟運行方式事關中國經濟的全局。

????海爾人單合一模式最重要的制度突破是用平臺形式把供應和需求確定在一個組織內，改變了傳統經濟學中供給與需求的二元分離狀態——供給管理供給，需求管理需求，宏觀經濟管理供需之間的相互錯位的狀態在微觀經濟的運行層面得到解決，這實際是經濟管理領域內的“握起來的手”。“看不見的手”實際上是供給主體的計劃性與供給總體的無計劃性與需求的無計劃性的對應，“看得見的手”實際上是供給主體更大范圍的計劃性與供給總體的無計劃性與需求的無計劃性的對應，而“握起來的手”則是供給與需求的總計劃性的準確性的對接，這種模式的特點不再需要去產能或者去庫存，供給和需求的錯位在微觀制度設計上就已經去除了。海爾的模式還在探索之中，它之所以能引起發達國家管理理論界的關注，我想主要還是發達經濟體本身經濟轉型的需要，因此，國內相關理論界不要把海爾作為一個轉型個案去研究，要把它的模式放到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互聯網化轉型的大背景下去研究才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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