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許兼職兼薪，大學教師可以不再“哭窮”了嗎

　　很多問題的確面臨著精細化、具體化的需要，這就要求各單位應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加以實施，切忌“一刀切”和“走形式”。

　　允許科研人員和教師依法依規適度兼職兼薪的消息（即《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下文簡稱《意見》）一經發出，學術圈里產生了不少討論。此前，我經常聽到大學教師抱怨收入不高，這個在外人眼中十分體面的職業，似乎在經濟報酬上并不盡如人意。

　　其實，不能說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收入都低，在不同機構調查評測的職業收入排行榜中，他們的收入水平至少都還在中上等，福利待遇也相對較高。但是，學術研究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其物質回報周期長。僅從現實因素考慮，其投入產出比例偏低，這在文史類研究中體現得更為明顯。

　　與此同時，教師職稱和收入水平呈正相關，相比知名教授的富裕、穩定，高校青年教師、青年研究員的薪酬并不高。我有一位博士畢業后在北京某知名大學任職的朋友，其月收入才五六千元，如此收入水平在北京只能滿足個人生存，又談何買房、養家？類似情況應該不是個例。

　　《意見》發布后，起碼允許高校教師獲得兼職收入了，對很多“哭窮”的老師來說，這無疑是“久旱逢甘霖”。不可忽視的是，在《意見》發布前，高校教師課外兼職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有一些人早就兼職兼薪，《意見》只不過是從政策上對這類行為予以了認可和鼓勵。

　　談及兼職，應對公益性兼職和經營性兼職有所區分，目前政策是鼓勵前者，而更多人關心的可能是后者。比如，某北京高校教授受郊區某鄉政府邀請去做法律普及講座，適度收取了演講費，這算是公益性兼職；他接受了當地某企業的邀請，為其商業行為提供智力支持，并獲得了高額報酬，這就算是經營性兼職。但是，后者往往以不公開的方式存在，這正是兼職界限的含糊性所在。

　　因此，對《意見》的具體執行需要精細化、具體化，這就要求各單位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加以實施，切忌“一刀切”和“走形式”。既要遏制高校教師、研究人員兼職過多影響本職工作的現象，同時也要保護好其個人合法權益。

　　目前，有關高校教師編制、收入等領域的改革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高校改革也要與市場經濟的發展接軌，這是學術界內外的共識?！跋笱浪辈⒎鞘遣皇苌鐣绊懙氖劳馓以?，這一系列改革的動作，其指向在于讓科研成果更好地服務于社會、服務于人民，并給予學術、科研工作者相應的物質激勵。若政策落實合理、得當，這無疑是一件雙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