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發力推動公眾習慣“基層首診”

　　強化基層醫院力量，提高家庭醫生質量，輔以限制性措施，幫助培養公眾在基層醫院首診的習慣，久久為功，習慣就能成自然。

　　到2020年，讓每個家庭擁有1名合格的家庭醫生，是我國在“十三五”規劃中設立的目標。據報道，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試點遍地開花。在上海，家庭醫生制度啟動了“2.0版本”：探索“1+1+1”醫療機構組合簽約，居民可自愿簽約1名社區家庭醫生、1家區級醫院與1家市級醫院。

　　實施家庭醫生首診為基礎的分級診療，為公眾描繪了這樣一種愿景：生病了，首先與簽約的家庭醫生聯系，聽家庭醫生建議，小病就在基層醫院接受治療，不得已才向大醫院轉診，而不是像現在，一些人不論小病大病都往大醫院跑，然后就是各種抱怨：人多為患、醫生忙碌、體驗不佳等等。

　　家庭醫生首診的分級診療，是國際通行的模式，在北美、歐洲已經十分成熟。如在加拿大，約51%的醫生都是家庭醫生，每年約有55%以上的醫學院畢業生選擇做家庭醫生。家庭醫生承擔了85%公民的初級衛生保健。家庭醫生首診的分級診療，幫助基層醫院告別門可羅雀的尷尬，亦大大緩解大醫院人多為患之窘迫，從而為公眾提供保障更好、體驗更佳的醫療服務，這也是我國在“十三五”規劃中力推家庭醫生制度的出發點。

　　在全局觀念形成之前，許多地方已試水家庭醫生制度，走在了全國前列。廣東省自2013年開展全省家庭醫生式服務試點工作至今，已啟動城鄉家庭醫生式服務的試點縣（市、區）超過70個。廣州市有關部門也在2014年發文，要求各區推廣家庭醫生簽約式服務。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在南粵的試點和推廣，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給老百姓享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要知道，簽約家庭醫生服務在我國還是新生事物，希望一推動就上正軌并不現實。從全國各地的試點實踐來看，家庭醫生簽約服務暴露出不少問題。譬如，市民對家庭醫生感知度不高、政策對群眾的吸引力不大、家庭醫生人才相對匱乏、醫院推進動力不足、信息化建設落后等。即使是已經飲“頭啖湯”的家庭，“僵尸粉”也不在少數。現實昭示，要讓家庭醫生成為公眾健康得力的“守門人”，還有很多的事要干，有很長的路要走。

　　高質量家庭醫生的培養與供給、人才激勵機制改革、基層醫療機構建設、醫保制度修訂等，都要以患者體驗為依歸，進行深化改革及至重構。譬如，在醫療機構改革上，我省江門地區首創“家庭醫生診所”，實現醫藥分家、三甲醫院醫生坐診免費簽約、問診時間長、簽約購藥可打折……大大提升了醫療服務質量，吸引了全國各地醫療衛生界的目光。再如，在完善激勵機制、提升醫生參與的積極性上，浙江寧波的政策是，簽約家庭醫生每負責一名居民將獲得一定的補貼，補貼費用由醫保和居民各出一部分，讓醫生獲得大量簽約之后，有能力再聘請相關人員形成團隊，參與管理居民健康。凡此種種創新，都具有探路意義，為制度推廣“打前站”。

　　尤其在扭轉公眾愛往大醫院跑的就診習慣、養成有病先找家庭醫生的路徑依賴上，要多想辦法，除了加強宣傳，還要制度促成。在這方面，不同國家用不同手法：日本用經濟手段，病人如果沒有診所介紹信，大醫院一般要多收一些診療費；美國用醫保控制，如果沒有家庭醫生轉診，保險公司不給病人報銷醫藥費。瑞典走得更遠，除急診外，綜合性大醫院不接受沒有轉診單的病人就診。強化基層醫院力量，提高家庭醫生質量，輔以限制性措施，幫助培養公眾在基層醫院首診的習慣，久久為功，習慣就能成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