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不能和沙塵暴告別？ 媒體：自然現象不可治愈

5月4日，北京遭遇沙塵天氣，一名行人在街頭騎行。

　　新華社記者 陳曄華攝

　　告別5月，很多人還對離去的春天有點不舍，但北方沙區的很多百姓舒了口氣：沙塵最猛的季節過去了。

　　5月初，一次近年來少見的強沙塵天氣過程，影響了北方大部分地區。強沙塵天氣為何突然襲來，未來又會是什么樣的趨勢，我國防沙治沙的形勢究竟如何？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請多位專家“會診”沙塵天。

　　不少人感覺今年北方沙塵天氣較嚴重，但實際上弱于近16年來同期

　　“5月3日—7日的沙塵暴過程確實是今年最強、影響范圍最大的一次沙塵過程。不過，據衛星及地面監測綜合分析，今年沙塵暴強度弱于2016年及近16年同期，屬沙塵天氣強度偏弱年份。”國家林業局調查規劃設計院教授級高工孫濤說。

　　國家氣候中心正研級高級工程師高歌用詳細數據解釋了“偏弱”。她說，今年以來，我國共發生8次沙塵天氣過程，其中7次為揚沙，1次為沙塵暴天氣過程。春季(3—5月)共出現6次沙塵天氣，比常年(1981—2010年)同期水平偏少11次，比新世紀以來(2000—2016年)同期平均水平偏少5.4次。今年出現了一次沙塵暴，這是2000年以來同期最少的，并且沒有出現強沙塵暴天氣過程。同時，今年春季我國北方地區平均沙塵日數為1.9天，比常年(1981—2010年)平均值偏少3.2天，為1961年以來歷史同期最少。“總體來講，呈現沙塵日數少、過程短、強度偏弱的特點。”

　　如果不是細心的網友找出了近15年北京沙塵暴的圖集，對很多人來說，10多年前漫天黃沙的情形已經塵封于記憶。曾任職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沙塵暴研究組的狄一安，在自己的微信公號中寫道：“2002年3月20日，一股來自內蒙古中部的強沙塵暴上午9：30從北京的北部進入市區，那天，北京的PM10值曾經達到7000多微克每立方米，總懸浮顆粒物達到一萬多，這些值，都是我親手測的。”

　　既然歷史記憶及數據分析都得出今年沙塵較弱的結論，為啥大家的感覺卻很糟糕？中國氣象局環境氣象中心副主任張恒德說，5月初起沙塵那天，實際上是大量浮塵通過高空輸送“掉”到北京地面了。環保專家認為，在沙塵較強的本世紀初，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大多沒有公開，因為并不知曉歷史數據，現在大家看到PM10濃度1000微克/立方米以上的數值，確實可能被“嚇了一跳”。在沙塵暴觀測站，經常觀測到PM10濃度超過2000微克/立方米。

　　“每年春末(4至5月)是我國沙塵暴的多發期，但具體在哪個地方會發生沙塵天氣，這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北京今年出現較大的揚塵天氣并不奇怪。”北京林業大學教授張克斌表示。

　　氣候變化為防沙治沙提供良機，沙塵暴作為自然現象不可“治愈”

　　近幾十年來，沙塵天氣少了，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談及沙塵天氣減少的原因，專家們無一例外地說到了氣候變化的影響。

　　“全球氣候變化導致我國北方風力減小，局部地區降水增加，這是近年來沙塵天氣減少的根本原因。”中國科學院沙漠與沙漠化重點實驗室常務副主任董治寶說，風力減小使得起沙動力減弱、沙塵傳輸距離變短，降水增加對植被生長更為有利，蓋度增加減少了沙源。

　　“有研究表明，氣候變化特別是降水變化，在大范圍控制著荒漠化的擴展與逆轉過程。”高歌說，在全球變暖背景下，結合降水變化趨勢的影響，荒漠化進程有明顯的區域差異，氣候暖干化對自然荒漠化進程具有促進作用，明顯變濕潤的區域，荒漠化進程則會出現減緩或逆轉。近幾十年來，我國東北地區、華北及西北東部等地有不同程度的暖干化趨勢，西北中西部則呈現變暖、略變濕的趨勢。

　　孫濤表示，大風、豐富的沙塵物質、不穩定的空氣狀態是沙塵暴形成的三個基本條件，其中大風是發生沙塵暴的必要條件。據有關統計研究，我國北方地區春季沙塵暴日數與同期大風日數、風速都具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即隨著大風日數的減少、風速的下降，沙塵暴日數也明顯減少。

　　沙塵天氣發生次數的減少，讓不少百姓對根治沙塵暴燃起了希望。對此，中國林科院荒漠化所所長盧琦認為，人類不可能消滅沙漠，也就無法消滅沙塵暴，這是應有的基本認識。我國目前仍有200多萬公頃無法治理的沙化土地，加上蒙古和中亞5國的300多萬公頃，我國及周邊共有500多萬公頃的沙漠或沙化土地，這導致沙塵暴無法徹底消除。雖然我國沙塵暴發生的總體趨勢是減少，但也不排除有些年份會出現較大沙塵暴的可能。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沙漠研究中心主任鄒學勇也表示，從數據來看，氣候變化背景下，極端天氣事件發生的概率大幅提高。在一些干旱、半干旱地區，出現極端干旱情況的概率也在上升，因此較強的沙塵天氣還有可能發生。國家氣候中心高級工程師劉柳綠提醒說，我們現在看到氣候變化中有利的一面，但如果遇到氣候暖干化情況，降水少、蒸發大，將導致水資源進一步匱乏，防沙治沙將面臨巨大的挑戰。

　　自然修復與人工防治須并重，治沙與治窮要統籌

　　張克斌、孫濤等專家認為，大型生態工程為減少、減輕沙塵暴做出了巨大貢獻。

　　孫濤以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為例進行了分析。他說，這一工程一期完成營造林面積753萬公頃，草地治理933萬公頃，小流域綜合治理154萬公頃，節水灌溉和水源工程21萬處，生態移民18萬人。據第五次全國荒漠化和沙化監測結果，與工程實施前相比，工程區沙化土地減少28萬公頃，沙地上新增林草面積189萬公頃，森林覆蓋率增加了12個百分點。

　　“沙塵形成的決定因素是天氣系統過程，這是人類無法控制的。”董治寶認為，相較于大范圍的人工工程，好的生態政策對沙區情況改善的作用要更大。“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等政策的實施，禁牧區的劃定，以及沙區產業結構調整，使得沙區土地被擾動程度有效下降，從多年的研究情況看，自然修復的效果令人滿意，也是人工措施不可比擬的。”

　　董治寶說，即便如此，防治工程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同樣不能忽視。他呼吁，要抓住氣候變化帶來的有利時機，加大生態產業政策的扶持力度，從大生態的視角更好地統籌考慮，以自然修復為主，兼顧人工防治。

　　沙漠化與貧困往往密不可分。貧困帶來更多向沙化土地的索取，從而導致沙化更為嚴重，形成惡性循環。因此，脫貧與沙漠化防治緊密相連。目前，雖然一些地方的沙漠經濟開展得風生水起，但整體而言，要讓治沙與治窮同步、雙贏，還有不少困難。

　　“風沙治理和產業的發展協同是比較難的事，總的來講，這幾年沙區老百姓的生活質量和經濟收入提高很明顯，但如果跟發達地區比還差很多。”鄒學勇說，水資源短缺是治沙和產業發展最大的矛盾，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加強技術積累和技術創新。董治寶強調，在藥材種植、旅游以及農業方面，一些地方已經嘗試了新的節水技術，并在實踐中不斷提升技術水平。要讓這些技術惠及更多地方，政府投入得跟上。

　　盧琦表示，只有將防沙治沙與發展產業掛鉤，才能實現沙區的自我造血，讓防治具有可持續性。“目前，我國正在往這個大方向走，雖然存在產業較小、穩定性不夠等問題，但這種思路和做法是對的。”盧琦說，“生態治理產業化，產業發展生態化”，它們就像一對連體嬰兒，缺了誰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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