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郭蘇慧還表示,“對于配送員來說,因為涉及到回收,操作上會更復雜,影響配送效率;對于企業來說,長期來看可以降低成本,但是短期來看,大量啟用可循環包裝剛開始會帶來成本上升。”
郭蘇慧認為,雖然共享快遞盒看上去美好,但在推廣過程中一定會遇到的多重阻礙。第一是單量, 2017年9月份全國完成快遞業務36億件,對這個量級的快遞包裹普及循環快遞盒,短期內很難做到;第二是形狀,消費者網購商品千差萬別、形狀各異,相較于紙盒,共享快遞盒限制性較大;第三是回收,如果包裹從平臺型電商倉庫集中發貨的話,統一包裝并且回收相對容易實現,但是,更多的包裹從分散的各類電商發貨,隨意性更大。單就回收來說,共享快遞盒也給終端配送人員增加了操作程序。
此外,她認為共享快遞盒推廣的重要障礙是清潔和成本問題。“共享快遞盒在重復使用的過程中難免出現污染,清潔也將成為一個問題。同樣,在使用和推行的過程中,還會出現配送操作流程、快遞盒調配回收、快遞盒共享范圍等一系列問題。另外,成本也是個問題,共享快遞盒是否真的能降低包裝成本,短期內還很難說。這不僅僅是制作成本的問題,后續使用也會產生一列的成本。”
在共享快遞盒推廣過程中,大多數公眾都持支持態度,除了清潔問題,公眾對快遞的安全顧慮仍然存在。妥投方面,為了保障客戶正常簽收,各家都有相應的安全措施。比如,蘇寧的共享快遞盒對于消費者隱私商品會做隱私處理;京東使用循環包裝袋,抽拉繩收緊包裝袋后,使用防盜標簽保證配送過程中不被拆封。
“從目前蘇寧共享快遞盒看,其塑料材質反而使得其更具有抗壓和韌性。相比傳統紙箱的安全性好,但涉及一些易碎用品,需用木質托盤快遞的,共享托盤或需要一些設計突破。目前需要電商提示消費者,避免產生不必要的糾紛。”楊達卿提醒。
徐本鑫則認為,任何一個領域都不能說沒有安全隱患,快遞領域的安全隱患也是可以消除的。一是,宣傳教育要到位;二是法律法規要跟上;三是,保障措施要得力。在保障措施方面,應盡量朝著“產品包裝電商化、快遞運輸智能化、倉儲配送一體化”的方向發展,保證快遞盒在運輸的各個環節,能夠做到責任主體明確、追責方便快捷。
發展綠色物流需要“硬件”和“軟件”雙重支撐
從世界范圍來看,各國綠色物流各有所長,如日本就通過立法,較早推出《包裝再生利用法》,既樹立全面愛護環境意識,也推進全民分類處置垃圾,居民在家中即分類;另外日本業化逆向回收物流體系和再生利用工業體系,做到了以工業化的流程去變廢為寶。
美國一直把“使環境影響最小化”作為制定環境政策的核心宗旨,很多美國企業逐步建立了逆向物流管理體系,針對自身產品建立了退貨、維修和廢氣回收的全鏈條保障體系,不僅踐行了企業的社會責任,還提升了企業的綜合競爭力;歐洲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探索“綜合物流供應鏈管理”,歐洲貨代組織(FFE)對運輸、裝卸、管理過程,分別制訂了詳盡的綠色化標準,強化對綠色物流的引導和規劃作用。
“我國快遞行業的綠色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郭蘇慧表示,快遞行業的綠色發展,不僅是包裝一個環節,還涉及從發貨時包裝、長途運輸、中轉分撥、末端配送、包裝回收等整個快遞鏈條的綠色運行。采用信息技術提高分揀、運輸、配送等環節效率,使用可循環、100%可降解材料合理包裝,推廣綠色運輸設備,完善廢舊物回收利用體系,在全鏈條上提升綠色價值才能實現全行業的綠色發展。
郭蘇慧認為,共享快遞盒就是快遞行業綠色發展上非常積極的一步。快遞行業的綠色發展應解決企業的當下之困,兼顧行業的長遠發展。行業的綠色發展,并不單單是快遞行業的綠色提升,也需要全社會相應體系的完善,比如政策的積極鼓勵和有效引導,完善的垃圾分類和回收體系,環保技術的提升和更經濟設備的研發等。
“如果沒有國家政策層面的宏觀調控,經濟發展按照純市場化運營,那么外部性成本就很難內部化。”除了政策方面的問題,徐本鑫認為,雖然現在信息技術的發展很快,給快遞行業綠色化帶來了很好的技術支撐,硬件上的問題基本解決,但是大家的思想認識和行為習慣還跟不上,也就是軟件上,發展還差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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