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到海南后：首當作棺 次便作墓 死葬海外

　　原標題：920年前蘇東坡接到貶謫誥命遺囑長子

　　到海南后：首當作棺 次便作墓 死葬海外

　　開欄語

　　宋朝大文豪蘇東坡，居儋三年，開啟瓊州人文之盛。這位在瓊傳播中原文化的先驅，其來瓊和北返的路線圖、在海南生活的全景圖、講學布道施教為民的愛心圖，以及留下哪些詩詞妙文和風韻趣事等，至今未曾見過有系統的梳理與描繪。不久前，本報在“美舍河故事·系列報道”里，曾先后推出《美舍河畔東坡情 “指鑿雙泉”潤蒼生》和《蘇公祠——歷經千年嬗變 綻放歲月光芒》兩篇報道，講述蘇東坡在海口的相關物事，引起讀者極大興趣。為紀念這位偉大的歷史人物，本報從今日起，特地通過史料、專家研究和記者實地調查等撰文，在副刊地理版推出“東坡在海南”系列報道，講述蘇東坡與海南的點點滴滴。首篇報道聚焦蘇東坡謫瓊途中所作的遺囑。

　　話劇《蘇東坡》劇照。章惇看望貶居黃州時的蘇東坡，兩人開懷暢飲。

　　“到海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確定墓地制作棺材。”這是距今921年，蘇東坡由惠州貶往儋州，途經廣州時，對長子蘇邁所作的遺囑。并吩咐子孫，他死后“葬于海外”，按其家風一切從簡。當時將他一貶再貶的，是他的昔日好友、朝中掌權者章淳。章懾于宋朝“不殺文官”的制度，于是有意將他驅往“生不如死”的絕地，此遺囑可以看出蘇東坡是以抱死之心前往當時為蠻荒之地的海南的。由此，蘇東坡一生的沉浮達到了命運的最低點，也開始承受精神上最為殘酷的折磨。謫瓊之途，成為他生離死別的痛心徹骨之旅，但迫害和打擊帶來的不幸與災難中，更顯出他為人處事的真性情，始終關注冷暖人間和熱愛生活的本色。

　　A

　　廣州訣別

　　子孫哭江邊

　　紹圣四年（1097年）4月19日，貶謫海南的蘇軾（字東坡）乘船離開謫居了三年多的惠州，沿東江順流而下，經博羅進廣州。船泊廣州東郊扶胥古鎮（今廣州黃埔區東圃）時，他與聚集到江邊來送行的親友訣別。子孫痛哭，一幕摧人斷腸的情景，將被歷史永遠記錄。

　　生無還期，死有余責……而臣孤老無托，瘴癘交攻。子孫慟哭于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于海外，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無任。

　　這是當年7月東坡到達貶地儋州，在給皇帝的《到昌化軍謝表》中，描述的其全家人當時生離死別的場面。他稱是沿著諸多鬼門而東移，浮著瘴氣海岸而南遷，三次貶黜處置還有余罪，又跨萬里獨自流落，走上窮途末路，蒙恩而打發剩余的生命。死有余辜，叩頭流涕，不知道說什么好。

　　在蘇東坡類似的感謝皇恩的奏章中，寫的最為沉痛的是這份謝表。此表名為感恩，實則訴苦。對于歌頌皇恩厚德憐其到儋州度余生，是身為罪臣上書謝恩的俗套，而他寫到兒孫痛別和孤苦無依之感是最為真切，文字中也流露出自我悼傷和極為低沉的情緒。

　　已是62歲老人，在當時已算高齡的蘇東坡認為，此行后自己終生不能回中原了，逐把后事先安排妥當。在長子蘇邁帶著簞（盛飯用的圓形竹器）、符（道士所畫的圖形）、龠（管樂器，形狀像笛）等送他到江邊的頭一天，他已異常冷靜，并就個人后事向蘇邁作了詳細交待，還立下遺囑，說死后葬在海南。他用佛家布施的觀念規勸子孫們，說古時做父親的都能把兒子施舍出去，那做兒子的為何不能施舍父親呢？

　　在辭別的當天，他給剛被彈劾不久的好友廣州太守王古（字敏仲）寫下一封信，也具體說到其后事安排，同樣令人心碎，不忍卒讀：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

　　因燃眉之急是缺少路上的盤纏，一時之間不知如何籌措，蘇東坡在收到誥命謫貶昌化軍（今儋州）時，就寫信給王古，請他幫忙叫稅吏發給他近三年來按官階應得的俸祿。謫官有點折支薄俸，朝廷共欠蘇東坡兩百貫當地的錢幣，照京師幣值算是一百五十貫，雖屢經申請，可分文未領到手。到博羅縣，從來送的縣令林抃口中，才知曾遵其建議設醫院、賑濟貧民的王古，已因“妄賑饑民”而遭免職降調。

　　蘇東坡是否領到錢，史上無記載。帶著對王古被劾一事嘆惋的心情，蘇東坡一到廣州后就與之作別，并且謝后即走，不敢久留。這也是擔心見面會對王古不利。王古約在半道中再見一面，蘇東坡認為不必，所以在行船離開廣州之際，留下了替代見面的《與王敏仲書》。這是蘇東坡作品中首次提及海南的文字，其當時的心情十分悲壯。

　　蘇東坡心想，一到海南，就先買好一口棺木，可他哪知，在當時稱作“海外”的海南，還根本沒有專門的棺材之物，當地人只是在長圓的干木上鑿出臼穴，平常生活用就存放稻米，人死了就放尸體。周輝《清波雜志》談到，人死，舁櫬行葬，“無周身之具，用此殯殮”。《南海錄》亦言：“南人送死者，無棺槨之具”。所以有人說，蘇軾過海舟中，帶有空棺一具。

　　四川省人民藝術劇院來海口巡演話劇《蘇東坡》。圖為在儋州開辦學堂時的蘇東坡劇照。

　　B

　　重貶儋州

　　縱筆詩惹禍

　　蘇東坡根據政治形勢，預感到會再遭貶謫，但對重貶的理由和花樣，他沒有料到，而且有點哭笑不得。

　　年輕的哲宗趙煦，愛意氣用事，還有個缺點是好色。章惇明白要挾持得住大權集于一身的君主，才能潛多政權，為所欲為，所以他充分利用皇帝的這些弱點，助一心想當皇后的劉婕妤被封為賢妃，由皇帝寵幸者成為專寵者，并以她為內應，從而鞏固了自己宰相的政治地位。

　　哲宗多年抱怨自己身為皇帝卻沒被宣仁太皇太后看重，更痛恨沒把他放在眼里被宣仁起用的宰執大臣和元祐一朝。一旦親政，反元祐的紹述政策經章惇等煽風點火后，就輕易產生了。此政策一出，元祐大臣中章惇最忌的三人——頗有聲望和與皇帝關系近密的蘇軾、有學問與氣節的范祖禹、剛強敢言的劉安世，就遭殃了。

　　紹圣三年（1096年）8月，章惇就對他的政敵們殺雞儆猴，成功實施了一樁報復行動，以“構造誣謗罪”責授范祖禹、劉安世昭州別駕，分別在賀州和英州安置。紹圣四年2月，一批針對5人的謫命中，包括前任首相呂大防和蘇東坡的弟弟蘇轍分別被貶循州和雷州。另外又有包括蘇東坡學子的秦觀等37名元祐人遭譴謫。

　　兇焰狂燎天下，處貶居生活卻依然關注政事的蘇東坡自然有所耳聞。同年3月，他就聽到弟弟被貶消息，但傳聞謫地是西容州，還有同遭嚴譴的多人，他不知其詳，也隱約知道報復之火會燒到其身，恐不能在惠州安居。為核實情況，他托人急書廣州太守王古：

　　數日，又見自五羊（廣州）來者，錄得近報，舍弟復貶西容州，諸公皆有命。本州亦報近貶黜者，料皆是實也。聞之，憂恐不已，必得其詳，敢乞盡以示下。不知某猶得久安此乎否？若知之，可密錄示，得作打疊擘劃也。憂患之來，想皆前定，猶欲早知，少免狼狽。非公風義，豈敢控告？不罪！不罪！人回，乞數字。

　　也不知王古是否收到此書和回復，4月17日，針對蘇東坡的誥命就頒到惠州，責授瓊州（治所在今海口府城）別駕（知州的佐官），昌化軍（治所在今海南儋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惠州太守方子容認為這是個不祥的4月，他懷著沉重的心情將誥命送到蘇東坡手中，并講了一件奇事：他信奉佛教的妻子沈氏，一直在家供奉泗洲大圣僧伽菩薩，一天夜里夢見僧伽來告別，說“將伴蘇軾同行，后七十二日有命”。說完這個荒誕的夢，方子容苦笑著安慰蘇東坡說：“算算，今天恰好是第72天，看來此事早已前定，不必煩惱怨恨，還是隨遇而安的好！”

　　僧伽是唐朝的高僧。史書記載稱，其游歷到江淮，后在泗洲建剎，屢顯神異，嘗現十一面觀音形，人益信重，唐中宗褒其寺曰“普光王”。蘇東坡從前每進淮泗，必致敬于普照王塔（今惠州泗洲塔），詩文偈說，備載集中。

　　“沒有什么事不是早有定命，不必待夢而知。我不算什么人物，還要麻煩高僧大德陪同，莫非真是前世有緣了！”蘇東坡坦然而答，并托方子容照顧留守惠州的家屬，決定只帶時年27歲的小兒蘇過同去海南。

　　30年前父母去世，兩任妻子王弗、王閏之也先后病逝，上一年陪伴他25年的侍妾朝云也已離世。掏空家產剛在惠州建成白鶴新居一個月，蘇東坡本打算在那安度晚年，卻又突遭變故。本是句句血淚，他卻能用理性調控住情緒，并從容安排后事和啟程，其心性修養功夫真是不可想象。

　　東坡再貶，據傳禍起他的一首詩《縱筆》，此詩描述了白發蕭然在病中的他，于春風里在藤床上小睡，聆聽屋后寺院鐘聲的情景。詩是這樣寫的：

　　白發蕭蕭滿霜風，

　　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輕打五更鐘。

　　該文是蘇東坡當天突然想起貶謫惠州的經歷，心中有些抑郁不平，即興所寫的一首自嘲詩。沒想到詩歌的后兩句傳到京城，把章惇氣得大罵：“蘇子瞻尚爾快活！”

　　朝廷上的那班政敵當然不會讓蘇東坡如此愜意的，他們重議其“罪過”，要痛打落水狗，既然不能殺，那就讓他生不如死吧。于是，很快就決定了蘇東坡貶謫海南的命運。

　　據說，蘇東坡被貶儋州和他字“子瞻”有關，“儋”與“瞻”同“詹”，而幾乎同時被貶雷州的其弟蘇轍字子由，是“雷”下之“田”和“由”相近，其他人以此類推。在批交執政議貶時，有人說劉安世“一向命好”，章惇就以筆在昭州上一點說“且去昭州，試命一巡”。這看起來有趣，也可見執意要把蘇東坡等元祐人一貶再貶的權臣們真是煞費苦心，而且輕佻、跋扈和近乎把國事當兒戲的荒唐。

　　有史家說，章惇通過玩文字游戲的方式來決定被貶元祐巨僚的貶所，是后人杜撰；也有人說就算蘇東坡沒有那首“春日夢”的詩，蓄意在胸的政敵要拔眼中釘，對待敵手的手段和結果也一樣麻利和兇狠。

　　當然，蘇東坡當時并不知曉政敵們這種“高蹈”的把戲。他在赴海南途經藤州時寫給弟弟的一首詩中寫道“莫嫌瓊雷隔云海，圣恩尚許遙相望”，則可看出當政者對蘇氏兄弟故意折磨，詩中以幽默的口吻對此進行了辛辣的嘲諷。

　　海南省歌舞團打造的原創民族舞劇《東坡海南》中的蘇東坡。

　　C

　　舊友政敵

　　意欲置死地

　　迫害加重，慘遭不測。當親友們寬慰想開一些時，蘇東坡對注定的事表示沒什么好怨恨的，不過他也笑著說：皇帝為何不直接賜我自盡，何必把我貶到海南呢？海南島被大海包圍，當時黎、苗等少數民族人員居住較多，環境、語言、風俗等均與內地迥然不同。那時的人們普便認為：中原人去海南，十去九不還。

　　史書描述了海島中西部非常可怕的景象。《儋縣志》記載：“蓋地極炎熱，而海風苦寒。山中多雨多霧，林木陰翳，燥濕之氣不能遠，蒸而為云，停而為水，莫不有毒。”還稱：“風之寒者，侵入肌竅；氣之濁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幾稀矣。”

　　據說，在宦官用手掌針對蘇軾兄弟倆做劈殺動作時，章惇趴在地圖上給兄弟倆分別找好了“安身立命”之地，同時也很感嘆：“宋高祖趙匡胤早就立過廟碑，所謂文人士大夫不可殺。我也是沒辦法而為之！”章惇等人懾于法威，不說要治蘇東坡的死罪，卻是“藝術”地安排，不只是要讓他睡不好，更想讓他在貶謫中慢慢死去。這一點，蘇東坡應該心里很清楚，因為他早就看出章惇“可殺人”的硬心腸。

　　把蘇東坡貶到廣東的惠州再加重貶謫海南的儋州，使其在江西與廣東的界山——大庾嶺以南的嶺海輾轉7年受盡磨難的當朝宰相章惇，本是蘇東坡好友。蘇東坡比其小一歲，兩人曾于1057年一同參加科舉考試，進士及第。章惇因族侄章衡也參加考試，還考中了狀元，氣憤不已，拒不受敕而回家，直到1059年再次科舉，名列第一甲第五名而步入仕途。

　　蘇東坡和章惇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結為至交，后來隨著變法派與反變法派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蘇軾與章惇在新黨和舊黨兩個不同的派別里，政見不和，也由交善走向交惡。昔日的同年摯友變為政壇仇讎，結果是章惇不顧舊情把蘇東坡往死里整。惇，釋義為敦厚、篤厚，而章惇一旦大權在握后，對舊友一點也不厚道，以致于被列入奸臣傳。世人一提他倆，有說是君子與小人的典范，也有感喟兩人的友情“前半生摯友，后半生噩夢”。

　　章惇好勇斗狠，很有冒險精神。蘇東坡溫和謙讓，總是與人為善。兩人一生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單是性情上形成強烈對比的故事就不少。王安石變法之前，章惇與蘇軾關系很好。一次，倆人在山寺里喝酒，忽聞報告說有老虎，二人酒后興致高，逐一起策馬去觀看。在離老虎約有數十步時，馬受驚不敢往前。蘇東坡道：“馬都這個樣子了，還來干什么？”于是轉頭。章惇說“我自然有道理！”仍獨自策馬向前，等到接近老虎時，他突然取出一件銅器在石頭上猛敲，老虎當即被嚇跑。章惇回去對蘇軾說：“你將來一定不如我！”

　　《宋史》和宋人筆記《高齋漫錄》中都記載了一則軼事：蘇東坡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惇任商州令時，兩人一起擔任考官后同游玩南山諸寺。到達仙游潭時，見萬丈深淵上只有一橫木所搭的獨木橋，因為太危險，蘇東坡不敢過，而章惇以繩系樹探身過橋，神色一點也不緊張，用漆墨濡筆在陡峭的石壁上寫下“蘇軾章惇來此”。蘇東坡不禁撫其背長嘆：“能自拼命者能殺人也！”章惇大笑。

　　在廣州作別親友，蘇東坡乘船入西江，迂道鶴山（舊屬新會）經開平，準備向西南行進，繼續赴瓊的行程。一路上，蘇東坡恐怕也懶得去想與章惇的一些恩怨糾結，他想得更多的可能是目的地——對他來說完全陌生的海南。雖然是抱赴死之心，但在后來的一些詩文中，他還是期望有朝一日能北返。只是眼下，他認為兇多吉少，一路難以做到完全心安。

　　宋時已有“海南”說法，在唐宋時期海南都被當作遠離朝廷最理想的貶謫地。查閱《宋史》和考察唐胄正德《瓊臺志》所載史料可知，宋代貶謫到海南島的各類官吏有79人，發配到當時的瓊州、崖州、儋州、萬安州等地。有分別在宋太宗、宋真宗、宋高宗時為相的盧多遜、丁謂、李光等宰相級人物，也有諸如翰林學士、邊疆武將等不同的官階者，除了有僧人，也有宦官和奸臣。

　　雖然貶官成份復雜，官職大小不同，但都是非常悲慘。有的在海南島生活近20年之久，有的死于海南貶所，有的被貶途中又被賜死未曾登島，還有一些奇絕的，就是死后被認為應該罪加一等，于是又給追貶到海南的。此外，貶官本人已死，還要將其妻兒再貶海南，如趙良嗣的妻小。一些貶謫海南的官員有“量移內地”，也有不知所終的，有絕后的，也有在海島子孫繁衍的。

　　對于“樂天派”的蘇東坡，突遭變故或有飛來橫禍已是家常便飯，此時走在被貶謫瓊的路上，不死便已是福。

　　東坡在海南

　　蘇東坡，本名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鐵冠道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 。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

　　蘇東坡與其父蘇洵、其弟蘇轍、其子蘇過，均為宋代卓有成就的文學家。蘇東坡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才”，其文章與唐代文豪韓愈齊名，有“韓潮蘇海”的美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與黃庭堅齊名，后世稱“蘇黃”，是宋代詩壇執牛耳者；其詞與辛棄疾齊名，后世稱“蘇辛”，是宋代詞壇豪放派領袖；其書法與黃庭堅、米芾 、蔡襄齊名，后世將“蘇黃米蔡”合稱宋代四大家；其畫與文與可齊名，是宋代“湖州竹派”的開創人之一和主要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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