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能否搞市場經濟,計劃多一些還是市場多一些,如何讓政府和市場充分發揮各自優勢?這些問題,曾經長期困擾著我們。七十年來,黨領導人民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成功找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這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實踐探索史。
新中國成立后,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有照搬蘇聯經驗的一面,但很大程度上是根據當時中國的現實需要作出的選擇。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采取統一的計劃管理體制,對于合理配置有限的資源,迅速建立起工業化初步基礎,具有歷史性作用。
1958年,全國大力發展鋼鐵工業,鞍山鋼鐵廠需要從全國抽調上千名技術人員。
遠在湖南團山湖農場的雷正興,提出申請要求到鞍鋼參加祖國鋼鐵建設。有人問他:“東北天氣冷,生活不習慣,工廠里的活還重,你不怕嗎?”雷正興回答:“不怕,東北不是也有工人在勞動嗎?人家能干,我就能干。”
填報名表的時候,雷正興正式改名雷鋒,金字旁的“鋒”,讓他覺得自己有鋼鐵般的力量。
1958年11月,雷鋒來到鞍鋼。由于在農場開過拖拉機,他被安排去洗煤車間學開推土機。這讓他有點想不通,找到車間主任問:“我是為祖國煉鋼來的,為啥讓我當推土機手?”車間主任說:“煉鋼光靠幾座平爐不行,還需要礦石、鐵水、焦炭、煤氣等,缺少哪一樣都不行。大工業生產就像一架機器,缺哪一顆螺絲釘也不能轉動。”雷鋒當場表示,“我就甘當螺絲釘了,黨把我擰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使勁!”
全國支援鞍鋼,鞍鋼也同樣支援全國建設。從上世紀50年代起,鞍鋼先后向各地輸送鋼鐵建設人才12.5萬名,援建了包鋼、武鋼、攀鋼、水鋼等10多家國有大型鋼鐵企業。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新中國工業從無到有發展了起來。
把計劃經濟看作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否定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性,成為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不容置疑的原則。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計劃體制的弊端日益明顯暴露出來: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分配中平均主義嚴重,嚴重束縛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本應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失去活力。
計劃經濟的老路行不通,經典著作上也找不到答案,中國該往何處去?理論和實踐呼喚著突破。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開始了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懈探索。
云貴邊界,深山峽谷,372米的落差。
“魯布革”,本義為布依族語言中的“不知道”,被勘測人員誤作地名,標入地圖。但就是這個“不知道”,上世紀80年代引發了對傳統計劃體制的強烈沖擊,“魯布革沖擊波”寫入中國改革開放史。
1982年,國家決定將魯布革水電站作為水電改革開放試點。黃泥河畔,兩支隊伍,兩種模式,展開了一場較量。
一支隊伍是日本大成公司。日方僅派來30人管理團隊,以市場化方式,從水電十四局合同制聘用424名工人,承建的引水系統工程不僅工期提前5個月,而且質量優良。
另一支隊伍水電十四局,延續用行政命令組織施工的體制,承建的廠房樞紐工期落后近百天,首部樞紐工期整整落后一年,能否按期截流成為疑問。
兩種模式的不同,一線工人體會最深。一次,中方工地急需一種特殊鉆頭,挪威專家想方設法用最快的速度從奧斯陸空運過來,卻被擱在某辦公室里閑置半個多月。與之鮮明對照,大成公司的吉普車全部停在施工現場,供工人辦公事用。
工資是體制的集中反映。一位當年的臺車工回憶:“在十四局拿等級工資,月收入大概50元。到了大成,每月加上獎金能有200多元,最多的一個月930多元。發的大多是1元券和角票,沒東西裝錢,就用安全帽裝了滿滿一帽子。”大成按照技能高低和工作效率發放工資,大大激發了工人的干勁。
1985年2月,時任水利電力部部長錢正英來到魯布革。她穿著布鞋,就走進了大成施工的隧洞。洞內干凈整潔,原料工具井然有序,每次爆破之后,煙塵三分鐘就隨通風管道吸出。當她來到十四局施工的隧洞時,不得不換上水鞋,因為洞里污水橫流,十分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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