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性學研究:女研究生調查紅燈區內心瀕臨崩潰

　　前天晚上，潘綏銘教授出現在人大一校園社團組織的沙龍“跟老潘聊聊性的社會問題”活動中，與人大學子共話“性學”。

　　“被譽為“中國性學第一人”的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教授前晚出現在人大一學生社團當中，與人大學生共話性學。潘綏銘教授兩個月前因“科研資金使用不明”而受到了行政處分。11月7日，華中師范大學一位性學教授在廣州性文化節上被潑糞。性學研究者在高校的處境頗為尷尬。那么，作為高校密集的北京，哪些高校里開設了性學課程？相關專業老師會怎么上這門課？學生們聽完這堂課感受如何？北京青年報記者帶著種種疑問，展開了一番調查。”

　　不久前，被譽為“中國性學第一人”的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教授因“科研資金使用不明”而受到了行政處分。作為國內首屈一指的研究“紅燈區”與性工作者的專家，潘教授長期主持對中國性工作者的大型訪談，其中牽涉到給性工作者訪談報酬的問題，而被處分的原因也正與此筆報酬因無法開發票而導致使用不明有關。不少人認為，潘綏銘教授的遭遇，反映出了性學研究者在高校所面臨的困境。

　　北青報記者調查發現，目前中國人民大學、北京林業大學、中華女子學院等開設了專門的“性學”課程，另有一些學校會有涉及“性”相關的課程。但學生反映，很多同學在選課時常把性學課誤認為生理衛生課。前天晚上，潘綏銘教授出現在人大一校園社團組織的沙龍“跟老潘聊聊性的社會問題”活動中，與人大學子共話“性學”。潘教授在接受北青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人目前“性就是不好”的觀念依舊根深蒂固。

性學專業報考者寥寥

　　據北青報記者調查，國內學術界，性學作為社會學、心理學等主流專業的某一分支而存在，“性學”獨立成專業，在大多數人看來，成熟度和公認度不夠。按照大學通常以就業（需求）定招生（產量）的專業設置法則，既然性學專業需求量小，報考者也就趨于小眾，何況關注性學研究領域，極可能被視為邊緣人。李銀河曾說，性學相比其他學科，最大的不同點在于，它從創立之初就是一個備受責難和爭議的研究領域，尤其是來自道德的責難和社會辯論。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性學或多或少遭遇類似困境。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首都高校至少有中國人民大學、北京林業大學、中華女子學院開設了“性學”課程，另有一些學校會涉及“性”相關的課程，但多在生理保健課或思修、心理課程中有所涉及。人大、北林、女院的“性學”課的老師多來自本校設立的類似“性與性別研究中心”的研究機構的老師，但各校在叫法上略有差異。

　　大學里的此類科研機構，多掛靠在高一級學科之下，如社會學系。而中華女子學院的情況略有特殊，它專設性別與社會發展學院，該學院的4個教育單位中有“女性學系”，作為國家教育部、北京市特色專業建設點，“女性學的學生會上性學專業課。”一位不具名的女院同學告訴北青報記者。

預防艾滋病不是性學課堂主要話題

　　人大大三的高同學在接受北青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上學期他曾選修過《性與性社會學》的課。作為校選通識課程，非社會學專業的學生都可選，共一個學分，考試形式也相對自由，寫論文或課堂感受均可。授課老師是人大性社會學研究所的黃盈盈老師，她是潘綏銘教授退休后該所的負責人。

　　據學生回憶，潘教授曾作為隨堂嘉賓，開了兩次隨堂專題講座，主要講的是中國性革命的發展史，尤其是性學觀念的變遷史，以及對東莞等地“小姐”田野調查的經驗談。黃盈盈老師更多地介紹和梳理西方的該領域研究理論。

　　而在北京林業大學所開的性學課程，對本科和研究生都有相應的公選課。在北林性學研究所所長方剛老師2010年發表的博文上，北青報記者留意到，研究所目前開設的心理學專業本科生課程包括：“性與性別心理學”、“社會性別與質性研究基礎”；研究所開設的全校本科生公選課為“兩性關系與兩性文化”；研究所還開設了全校的碩士研究生公選課“性別、心理與法律”。

　　據了解，成立于2008年的北林大性學研究所，2010年開始招收性別心理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而“兩性關系與兩性文化”公選課程因在林大學生中十分火爆，常常有學生抱怨“搶不到課”。甚至，還有人專門建立了網上討論群組，并上傳PPT課件。

　　例如“兩性文化”課，分為“認識性別”、“性產業”、“性：從道德視角到人權視角”、“大學生常見性/情困擾與對策”、“艾滋病時代的性健康”等專題。既有理論研究和理論方法介紹，也有學生們切身相關話題。

　　選性學課程的學生，反饋呈現兩極化。既有“慎重選課，很多無知同學被坑害了”的抱怨，也有人聲稱，“這是從小學以來上過最好的課。風趣、深刻、一針見血！”

　　“一般會以為這是生理衛生課，但其實不是。預防艾滋，也不是我們課堂的主要話題，雖然會涉及。全校通選課，有常識普及的意味，更偏向于社會學研究方法的課程。”一名人大的學生在談起自己上課感受時說道。

女研究生從事紅燈區調查面臨心理壓力

　　潘綏銘向北青報記者坦言，中國人目前“性就是不好”的觀念依舊根深蒂固。談性色變，或好奇或排斥或偏激，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這樣。面對這些偏見和攻擊，很多時候研究者不得不站在道德邊界上，盡力說服自己接受所見所聞。即使是他門下的女研究生，在從事紅燈區調查時，也會面臨很大的心理壓力考驗，“田野調查時，深入了解紅燈區小姐的遭遇后，有些年輕學生告訴我他自己內心也瀕臨崩潰，也有人退出。”

現場

性學第一人潘綏銘對話人大學生：“理想的社會不會有人聽我的課”

　　性學教授“被處分”，引發了社會對中國性學教育的關注。但“被處分”事件發生以后，潘綏銘教授卻顯得異常低調。他謝絕了多家媒體的采訪要求。前日晚上，潘綏銘教授出現在人大一校園社團組織的沙龍“跟老潘聊聊性的社會問題”活動中，與人大學子共話“性學”。

　　主辦方宣傳稱此次沙龍“內容涵蓋非常廣泛”，“性產業、小姐研究、性教育、同性戀、婚姻法等等，沒有老潘不聊的話題”。

　　12月26日晚間，人民大學西北角的知行宿舍區地下的“陽光地帶”，這間不足15平方米的小廳，更像一個簡易版KTV包間，沙龍開場前半小時，環形沙發已滿座，社團的同學又在大廳正中加了幾排椅子。

　　接下來，同學們從12月接二連三發生的“性學”新聞入手，聯系自己閱讀和見聞，一一提問潘教授。這樣的問答互動，持續近兩個半小時。北青報記者記錄下了潘綏銘教授與學生的部分精彩對話。

　　學生：最近，李銀河和伴侶公開“出柜”一事以及它的社會影響，您是怎么看的？

　　潘綏銘：她大概是向媒體公開這事兒。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她早就公開了。社會影響方面，我看得不多。有反對的人也有擁護的人。反對者稱從心理上認為自己是男的你就是男的，那么你把異性戀婚姻當成什么了。而支持者主要是通過這事兒認識到性別的多樣化。她的伴侶，我曾經出差時接觸過，反正我和我的夫人并沒把他當女的看。（學生笑）

　　學生：彭露露出家這事兒，彭自己認為出家是對性學的一種背叛，您怎么認為的？

　　潘綏銘：出家是那同學的自己選擇。這個和性學扯不上邊兒，出家的人很多，學物理的也有出家的，那你能說他背叛了物理嗎？她的這種說法，可能是覺得有些對不起老師。

　　世界五大宗教都是禁欲的，只有中國道教原初是不禁欲的，如漢代房中術，這是比較獨特的，后來明代張三豐創立教派以后，道教也成禁欲了。所以，性學，尤其是主張兩性自由的學者，跟禁欲主義宗教距離比較遠。在中國，女性自愿出家的，比男性比例更高，男性多是被迫。因為女性無法接受戀愛、結婚生子，她無法接受這樣的前景。

　　學生：前段時間發生了華中師范大學的彭曉輝教授在廣州性文化節被潑糞事件。今年性文化節，像西安、哈爾濱、太原等地，性學家都遭遇大媽們的反對。您怎么看這些反對聲音，它是商業炒作行為，還是今年某些特殊因素引發的？

　　潘綏銘：我5年前曾寫文章說，理想的社會，是不會有人聽我的課的，因為，那時，性是一種很普遍的事情。民主，應是51對49，而不是99對1，她們的聲音發出來是很正常的，作為現代化的后果，再加上這幾年互聯網的發展，保守和前衛都有了發聲的空間，反思作為一股力量定會冒出來。

　　學生：老師您剛聊了那么多歷史，我們當今社會的信息無差別傳播，讓很多小孩兒接收性相關的信息越來越多，性行為也越來越早齡化，您怎么看待這一現象，它是正常的嗎？

　　潘綏銘：正常不正常，不好說，但早齡趨勢是全球現象。至今美國有40%的教徒，且17%的人信天主教。自1968年至今，16歲時發生性行為的比例，美國維持在70%左右。中國和這個數字比，第一次性行為平均年齡，男生是18.1歲，女生是18.9歲，比他們晚兩歲左右。這十年來，中國的初次性行為平均年齡提前了0.3歲，增勢并不太大。

　　中國的大多數孩子到了16歲也不會去做，不是道德，而是現在的獨生子女沒有異性交往能力和經驗，他們不愿意交往，不會和異性相處。他們不懂身體接觸到底是騷擾還是愛慕。我們的文化，也沒有教他們去辨別什么是性、什么是愛情。我們現在的小孩子，往往是糊里糊涂的，這種狀態下也不懂得保護自己，早不是問題，問題是傷害，懷孕或其他意外事件等。

對話

高校性學社團 招新時學生繞道走

　　對話人：此次“老潘”沙龍的活動組織方、北京高校唯一研究性與性別的學生社團—人大性與性別研究社負責人張梟

　　北青報：你們社團是什么時候成立的，成立時初衷是什么？

　　張梟：我們是去年10月成立的，我們社團創始人有兩位師姐。她們聽過“性社會學”的課，受到了啟發，就想成立這樣一個興趣社團，也為全校對性與性別有共同研究興趣的同學開辟這么一個空間。

　　北青報：你們社團成立了一年的時間，目前開展過哪些方面的活動？學校性學研究所給你們提供了哪些幫助？

　　張梟：性學研究所的黃盈盈老師，是我們社團的指導老師，我們同時也和一些NGO在合作。就目前來說，我們開了沙龍、讀書會、講座等活動，都和性別或性問題有關，法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專家都被邀請過。在一些特殊的活動日，比如世界艾滋病日當天，我們還會在校園里有些宣傳或者路演之類。

　　北青報：你們成立這種普及性學的社團面臨社會壓力嗎？

　　張梟：的確面臨一些社會偏見。比如社團招新時，我們在大聲宣傳時，就有同學不自覺地往后退，繞開我們。但其實，關注同性戀問題，只是我們社團活動的一部分。我們是一個偏社會公益的組織。就社會的整體環境來講，現在比較寬松了。大學生中理解和支持的比較多。我們社團目前核心成員有十來人，活躍成員有100多人吧。

　　北青報：潘老師和你們社團接觸多嗎？

　　張梟：潘老師退休之后仍然很忙。平時我們也不愿多打擾他老人家，但有時候向他征求活動意見時，他的態度很支持。像上次受邀做一次講座，他一連講了三四個小時。他沒有架子，不拿范兒，是個很逗的老頭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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