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意打假”日趨多發 專家：不能越過法律底線

　　疑假買假打假行為日趨多發專家分析

　　“惡意打假”亂象怎樣終結

　　對話人

　　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研究會副會長 劉俊海

　　北京市法學會電子商務法治研究會會長 邱寶昌

　　《法制日報》記者 趙 麗

　　《法制日報》實習生 孔 惠

　　打假不能越過法律底線

　　記者：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網上有不少職業打假QQ群，其中還有不少是專門帶新人的，介紹“生意”生意還需要介紹費。

　　邱寶昌：任何人的合法權益受到非法侵犯時，都有權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制假售假的不法商販應當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維權也要依法依規，如果打假超過了法律的底線，也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

　　劉俊海：以疑假買假索賠為業的人，也就是民間所說的“職業打假人”，可以依法行使民事權利，這樣的行為可以有效遏制制假售假的失信行為。倘若“職業打假人”依法注冊公司，并依法接受受害經營者或消費者的委托，為其提供維權的咨詢或協助服務，則此類公司不能依據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行使懲罰性賠償請求權，但有權請求委托人支付約定報酬。

　　倘若“職業打假人”以自然人或者消費者的身份疑假買假，可以以消費者的身份行使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請求權，但不能以公司名義開展商事打假活動；否則，就構成無照經營活動。

　　消費維權不能變成侵權

　　記者：曾經有人提出，不管是不是為了賺錢，打假都應該獲得懲罰性賠償，這才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初衷。法律就要通過經濟杠桿的力量動員消費者。在提高消費者維權意識、凈化市場等方面，“職業打假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時，也折射出有關部門在這些領域存在的不足。

　　不過，我們也注意到，這些“職業打假人”就是拿錢走人，似乎對打擊假貨沒有其他的作用，好像是商家和少數“職業打假人”聯合起來欺騙了消費者，把假貨真相掩蓋了。

　　邱寶昌：這個問題是法律本身存在的問題，任何人買了假貨都可以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要求相應賠償，至于他出于何種目的，我們沒有辦法苛求。

　　不過，在打假過程中不能涉嫌違法行為，如果存在敲詐勒索、設圈套等情況，那就是觸碰法律底線了。針對這種情況，有關部門應采取行動依法制止。

　　劉俊海：有人說疑假買假現象是以毒攻毒，嚴格說來這個說法并不準確。因為，疑假買假者索賠成功的自益與公益是一致的，有助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制假售假者的自益與公益相互沖突，會破壞誠信秩序。只要打假者是依法、理性、科學、文明維權，不把維權行為變成侵權行為甚至犯罪行為就可以了。

　　例如，倘若買假者向法院提起天價索賠的巨額請求，未獲法院支持，則消費者預付的巨額案件受理費亦由作繭自縛的原告自己承擔。只要疑假買假打假行為在法律框架內進行，準確定位法律角色，嚴格恪守法治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可以受到全社會的尊重與肯定。

　　懲罰制假售假才是重點

　　記者：我們注意到，近日有這樣一起判決，安徽省的馬某一次性購買了“安吉白茶”30盒，然后以茶葉內外標注的保質期時間不一致為由發起訴訟。安徽省宣城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了馬某十倍賠償的訴訟請求。有說法認為，類似于這種動輒購買幾十件產品，然后以標簽瑕疵向監管部門舉報，或者向法院起訴索取十倍賠償的“打假”行為將不再受到法院支持，“職業打假人”將大概率面臨敗訴結果。

　　邱寶昌：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食品的標簽、說明書存在不影響食品安全且不會對消費者造成誤導的瑕疵的除外”。這里的但書條款說明在符合上述條件的情況下，即使食品的包裝存在瑕疵，也不應該支持懲罰性賠償。這是法律的明確規定，法院是嚴格依法判處，并不能以此來推斷法院對職業打假的態度。

　　記者：2017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990號建議的答復意見》中明確指出，“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職業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團)，其動機并非為了凈化市場，而是利用懲罰性賠償為自身牟利或借機對商家進行敲詐勒索。嚴重違背誠信原則，無視司法權威，浪費司法資源”。

　　目前，如何進一步修訂和完善食品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以盡可能堵住惡意打假的路徑？　

　　邱寶昌：法律導向的重點應落在對制假售假的懲罰上，而不應該關心購買者是不是消費者、是不是以盈利為目的、是不是職業打假，這沒有實質意義。

　　劉俊海：“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希望經營者慎獨自律，自覺告別制假售假、坑蒙拐騙的失信行為。如果消費者索賠過高，經營者完全可以拒付，但消費者天價索賠的行為自身并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值得注意的是，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終極目的不是賠償，而是防患于未然，早日構建消費者友好型的天下無欺的放心消費環境。要有效遏制企業的失信違約、制假售假行為，要有“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全面推開“雙升雙降”的治理措施，即要大幅提升經營者失信成本，大幅降低失信收益，真正將失信收益歸零甚至變為負數，確保失信成本高于失信收益。要有效降低維權成本，確保維權收益高于維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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