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性學研究：女研究生調查紅燈區內心瀕臨崩潰
處于“調情”階段的中國性教育
1995年，《同性戀在中國》出版后，方剛收了兩麻袋全國各地同性戀寫來的感謝信。其中有不少人說：我本來想自殺，看了你的書，我活下來了。2000年，方剛被告了，因為有同性戀認為《同性戀在中國》中有對同性戀歧視性的語言。而如今回頭來看，方剛也覺得《同性戀在中國》一書的確有歷史和個人的局限，“我寫的時候，一邊說，同性戀者也是我們的兄弟姐妹，但書里也會有‘還是做異性戀好’這樣的話。”
“從1995年到2000年，同一本書，同性戀讀者的感受會從‘你為我們正名’，到‘你對我們污名’，可見中國社會對同性戀的認知發展多快。”
在方剛看來，對中國性現狀起到最大改變作用的并不是性學家，而是互聯網。如今性少數人群從同性戀到SM愛好者、戀足者、戀動物者都在互聯網上有自己的社區。
方剛的同門師姐黃盈盈也有同樣的看法：“互聯網讓大家看到性少數人群的存在，而且，這些人‘活得還挺好’。”反色情大媽們即使不喜歡即使恐慌，也無法否認這個社會的“性”（行為、關系、觀念）在走向多元化。
方剛的老師潘綏銘曾總結，“文革”之后，19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場性革命，但這又不等于西方走向自由的性解放運動。在如今的中國，不同人群之間的性觀念差異巨大，最保守的和最現代的觀念并存。
和中國社會迅速變化的“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些年青少年所接受的性教育，用方剛的話說，依然停留在“調情”階段，“總是說，做吧做吧，但就是不做”。
曾有學者在一所中學調查，問學生：“提到‘性’，你想到什么？”所有學生寫下的都是“強奸、性騷擾、疼痛、懷孕、性病、流產”等負面詞匯，沒有一個人寫下“愉悅、快樂、愛、親密關系”這類正面詞匯。
“如今孩子們接受的性教育還是反性侵教育，只談性的害處，不談性的正面價值。這和我們當年所受的禁欲教育又有多大不同呢？”
方剛在2013年申請了一個基金會項目，編中學性教育課的教案。他的項目組里除了學者、老師，還有性少數者以及4個中學生。大家在討論課程里如何介紹自慰時，有老師臉色變了變，“學生不會對自慰感興趣”。方剛立刻問在場的一個學生：“你們真的不感興趣嗎？”那個學生看看一屋子老師說：“我覺得吧，多數學生吧，多數時候吧，應該感興趣。”說到當時的場景，方剛拍桌子大笑。
他覺得，假如不改變中國性教育目前的狀態，性學家被潑糞的事恐怕還會一代代重演。
